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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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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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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新“文盲”   

2014-09-22 19:49: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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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赶上了国家开放的好时光,现在细数起来,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中有差不多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早在多年前就移居海外,其中多为北美和澳洲。

    他们的儿女大多出生在美加或澳新,从小自然接受英语书面教育。但我的同学们为了让下一代更多地保持华人特性,一般都要求儿女们在家里必须说汉语。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广泛落地以及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化,学习汉语的环境在北美和澳洲变得比以前大为便利。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同学的儿女们往往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看电视、与家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但要他们读写汉语却非常困难,他们平时给父母写信发邮件时用的也都是英语。也就是说,他们平日用得最多的口语与他们的书面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

    我一个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女同学的儿子,母语是法语,也精通英语,普通话发音的标准程度绝对超过上海大街上路人的平均水平,还经常能够相当自然地使用一些成语。但我同学带他回上海,他连早点摊上的“大饼”、“油条”这些简单的汉字都不认得!

    我还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在赴德国留学期间结识了她的德国丈夫。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夫妇都回到上海生活。他们的女儿出生在上海,从小接受的都是汉语教育,甚至因为受外公外婆的影响还会说一口不错的上海方言。但我同学的先生不会说汉语,他们小家庭三口之间相互用德语交流。因为这个10多岁的女孩从未在德国受过教育,所以她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认识的德文单词加起来不超过100个!

    这些只会说不识字的下一代,用我的同学们打趣的话来说,都是21世纪的新“文盲”。

    这的确是一种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它使我想起将近10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努力在文化上最核心和最直接的内容便是在书面语言中用白话取代文言。

    按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胡适、钱玄同以及周作人、鲁迅兄弟等人的说法,文言文是一种早已“死了的语言”,是与鲜活的社会生活脱节的无源之水,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社会大众的沟通交流。在胡、周诸先生看来,以文言和儒家经典(“孔家店”)为代表的“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和贫穷落后的渊薮。这种论调后来日益成为官方确认的正统学说。

    然而,100年后回头再来看这个当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粗糙、太含混不清了。儒家文化是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不在本文讨论的核心范围内,这里仅看文言文,它真的“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沟通和理解吗?

    首先,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上古口语。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语言文字的“文白分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这又是因为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中国上古文字记载事物的方式是用刀将文字刻在竹简(更早的是牛骨、龟背等动物骨片)上,而不是像两河流域那样用颜料书写在莎草纸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传播非常累人——首先,刻竹简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次,竹简体积庞大、份量沉重,使用和运送起来都极为不便。前人用 “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但如今想想,五大车的竹简记载的文字量也许都不如现在小学生的一书包课本!

    所有这一切,迫使古人在写文章时不得不简而又简,这就好比今天必须在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内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是文言这种书面语言诞生的真相,当然,它与上古口语显然也是有很大关联的。但不管怎么说,若按胡适们的定义,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文言从来就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源头的“死语言”。那为何在唐宋时代,这种死语言非但没有窒息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而催生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璀璨夺目的文化盛况呢?

    我非常同意不久前故世的杰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历史中对所谓 “新文化运动”的简单评论。他认为,胡适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方向,找错了敌人——就文化发展而言,真正本质的“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文言白话孰优孰劣,而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唐德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适和鲁迅本人),文言文没有造成任何障碍。相反,胡、周诸先生最初写的那些白话诗文反而显得那么吃力、僵硬。唐德刚还曾略带尖刻地举例说,一本书的书名如果叫“胡适传”,十分的典雅、简明、自然、流畅,而如果胡适先生硬要按白话的规范把它写成“胡适的传记”,则反而既啰嗦,又令人费解。

    老实说,我一点也没有看出不会我同学的下一代文盲们在中国或在美国(德国)的交流沟通有任何障碍,这不过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而已。他们不会读中文(德文)书报,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很好地理解了中国(德国)的电影和电视,更没有使他们变得落伍闭塞。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这个国家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说一口英语,并使用英语读写。这是因为印度民族众多,语言不统一,加之历史上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中学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英语版的。换言之,相当多印度人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正式书面语言是一种外国语言。那么,它对印度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或是一种促进?至少我从未听人说过英语书面教育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若要推究印度不发达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印度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文盲太多。

    我写这篇文章,绝没有希望复兴文言文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指出一个貌似真理在握、实则不太经得起推敲的观念而已。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固然看不懂文言,但你搞了“新文化运动”,写了白话,他们照样还是看不懂。就像我同学的儿女们,对他们来说,文言与白话文没什么区别,他们都看不懂。

    写于2014916日,发表于2014921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链接:http://epaper.nandu.com/epaper/A/html/2014-09/21/content_3316869.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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