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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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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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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与欧盟,倒计时抑或重生?  

2013-01-05 14:39:19|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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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出人意料地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欧盟,但正如绝大多数评论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对欧盟在过去一年中为世界和平所作出贡献的奖赏,不如说是对险境中的它的一种鼓励。

过去三年来,欧盟这个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超国家政治组织被持续蔓延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而它为摆脱这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虽不能说毫无成效,但并未见任何根本性的疗效。因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欧盟尚未解体的现状便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关于这一点,身处欧盟之内、欧元区之外的瑞典和挪威的诺奖评选者有着最深切的体认。

 

●“超主权货币”的内在困境

 

    神游雅典永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游历现实中的雅典则是一件多少有点令人失望的事情,而在最近几年里游历雅典,很可能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真实的悲剧正在这个西方文明(以及作为一种庄严的经典文学体裁的悲剧)的伟大源头(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构成的整个地中海文明区域)上演。

    尽管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爆发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乃至流血骚乱,希腊国会和政府也出现多次更迭,但它还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一系列接受了欧盟和IMF联合提供的援助方案。作为条件,希腊承诺在未来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计划中的大部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遭遇更多血与泪的抗争和技术上的困难。

    如果对这个由军事独裁转型不过30多年的欧洲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将不会对希腊从财政危机逐渐演化为政治危机、直至大规模社会骚乱感到太过意外。鉴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几个南欧国家岁经济规模相差甚大,但危机的性质大同小异,因此我的论述将以希腊为例。目前,针对这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各式分析评论可谓汗牛充栋,解决方案亦是众说纷纭。撇开那些技术性的问题不谈,希腊危机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欧盟和欧元这两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国家组织”和“超主权货币”的深刻的内在悖论。

    如前所述,虽然希腊危机涉及许多财政金融专业问题,但其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政府高负债,也就是说,国家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导致主权信用一落千丈。不论这种国家债务被设计成多么眩目的金融市场品种,当希腊政府无法借到新的债去偿还到期的旧债时,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种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出现过的货币危机其实十分相象。

但不同点在于,希腊不像当时的阿根廷或巴西,它身处于一个更大的统一经济体——欧元区之内。当年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时,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它的货币在几天之内成倍地贬值;在国内,通货膨胀率瞬间飙升数倍。希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所使用的货币的政策主导权不在它手里,欧元的汇率虽然也必定会受到牵连,但它更多地是整个欧元区经济全貌的反映。毕竟,经济更加发达、财政相对稳健的德、法两大国才是欧元的主导力量。

这看似是希腊的福音,因为它毕竟能使希腊经济免于立即崩溃的厄运。然而,从反面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希腊进行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障碍?况且,一国货币的贬值本身既可能是坏事,亦是短期内迅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

我曾经到过希腊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多少有一点直观了解。一般来说,同样的一份工作,如果在法国和德国的月薪是3000欧元的话,在西班牙大概就只能拿到2000欧元,在希腊基本上1500欧元都未必拿得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说明了西班牙、希腊与法德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也可以说,这份工作虽然付出的劳动相同,但在法德两国的经济环境中创造的价值是在希腊的2倍以上。

遗憾的是,希腊人并不是一个像中国人那样如此能够吃苦耐劳的民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作为欧元的最初缔约国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来,货币一体化带来的希腊物价(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论希腊政府还是希腊老百姓,他们花钱的增长快于他们挣钱的增加。此外,为了兑现竞选时的允诺,轮番上台的执政党普遍奉行“向西欧富裕国家看齐”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财政更加雪上加霜,陷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之中。

形象地说吧,希腊人赚不到德国人那么多钱,却要提前过上德国人的富裕生活。这就是希腊危机的本质,也是德国国内民意为什么如此激烈反对援救希腊的根源——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用辛苦赚来的钱去供养一个又懒又馋的穷邻居,而且这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现在,希腊政府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不得不采取缩减福利的政策,于是就引发了已经过上宽裕日子的老百姓的强大反弹。对任何人而言,由俭入奢很容易,由奢入俭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紧缩性质的改变,都是迫不得已时才有可能被大家接受,在一个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希腊等“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开头字母连起来缩写为PIIGS政府眼下正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要么,坚决地抵御住民众的压力,勒紧裤腰带,以此作为条件,换取欧元区其他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雪中送炭的贷款。这是一系列长达三年以上的漫长紧缩计划,可不是通过一两次国会投票就能够轻易搞掂的!要么,屈从于民意,使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并最终被欧元区开除。或使自己的地位变得与黑山共和国类似——黑山将欧元作为法定货币,但并非欧元区的正式成员国。后一种结果不仅对欧盟和欧元区是一个重大打击,对希腊本身更是灭顶之灾。

因此,“雅典的公民们”,真相就是如此简单和残酷!

假如事情真的发展到我们所说的后一种状况,其实倒也不啻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快刀斩乱麻之举。那能够帮助希腊国民更早、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西欧兄弟们的巨大差别,逼迫他们接受痛苦的改变。而在事情的另一端,假如欧元区是一个统一国家的话,情况又会比较好办:一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及其他的经济手段帮助国内相对贫穷的地区偿还债务、发展经济,那些相对富裕地区的国民想必没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或反对。而目前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正是欧元区内在矛盾的真实写照。

 

●“紧缩换取援助”的模式

 

欧洲政客和财经界过去近3年来的努力,除了在少数专业领域(如银行业联盟)问题上取得过一些突破外,绝大部分只是使严重的危机暂时得到了悬置。说它是“悬置”而非解决,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只是将问题从希腊等单一国家转移到整个欧洲身上。虽然这可能确实是眼前不得不做的应急之策,但如何真正克服欧元这种超主权货币的内在矛盾,仍然是未来必须得到正面清晰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

与美国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策略背道而驰,在德国的主导下,欧洲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采取的是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区别。我们看到,希腊和爱尔兰(接下来也许还有葡萄牙、甚至西班牙)在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助资金的同时,都不得不吞下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苦药。

这当然是与欧元这种举世无双的独特货币安排分不开的——不同于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单一主权国家,欧元区不可能通过听任货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对其中某一国面对的危机进行过程痛苦的自我消化,如同上世纪90年代常见于拉美的那种情形。于是像伯南克那样印钞票就不是特里谢和后来的德拉吉可以选择的方案。事实上,只要有稳健增长且体量庞大的德国在,欧元币值就不可能在市场交易中(也不会被政治家允许)一落千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次欧洲央行分别在特里谢和德拉吉主导下进行的一系列类似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暗度陈仓式的公开市场操作获得了不少掌声的原因,一些观察人士从中领教到了他俩的巧妙花招。然而,如果有谁提议再接再厉创建一个欧洲联合国债市场的话,几乎必然会遭到德国的坚决反对。

问题是,假设撇开这些被迫因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在经济已经极度萧条低迷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究竟是不是一种明智的考量?实际上,两年前,并未受到外部压力的英国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对此,目前正主导美国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肯定会一个劲地摇头,甚至连IMF的专家们也不很赞成。

他们的想法当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紧缩必然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投资(如修桥铺路)和福利支出(如义务教育)的减少,而这些,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必然要影响到市场需求及信心、企业的经营环境及就业水平,并降低整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紧缩还会带来最令人担心的后果——社会矛盾的显性化和尖锐化,而这已经在欧洲大地引发了不计其数的冲突动荡。因此,即便不是铁杆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财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这样的人士,也都对财政紧缩政策心存疑虑。

我个人认为,不能笼统地谈论紧缩政策的利弊及可行性,而应当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准确的区分。例如,表面上同样是惊人赤字比例,但在我看来,希腊和葡萄牙(一定程度上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属于一类,而爱尔兰和英国属于性质非常不同的另一类。前者基本上是政府理财不当、收支无度造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以往的财政管理是失败的。而后者,尤以爱尔兰为典型,其巨额负债并非源于政府乱花钱,而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错误政策。说句公道话,爱尔兰政府收支一向基本稳健,只是银行体系不断上升的呆坏帐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把急于救助它们的国家财政拖向了濒临破产的深渊。作为法治健全、政府治理良好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目前的赤字情况也属于后者。

在作了上述区分以后,答案就比较清晰了。很明显,对希腊和葡萄牙来说,紧缩是必须的。只有紧缩才能带来有益的改革,否则即便注入再多的钱,也照样会被挥霍掉。而对于爱尔兰这类经济体来说,则还得进一步审慎地分析其金融系统的风险究竟大到何种程度?援救它们成本、可能性与让它们倒掉造成的风险、损失相比究竟作何取舍?相对而言,因为爱尔兰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此,只要外部注入的流动性助其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它的经济就有可能在不长的时期内自我修复。显然,伯南克看待当前的美国经济时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

就像人生病一样,同样的症状,不同人的体质、病因和程度都是千差万别的,药方和剂量自然也不应该依样画葫芦。

 

●吃力不讨好的德国

 

    作为欧元区内的最大经济体,德国在本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的反应令人高度关注。但遗憾的是,除了毫无弹性地一再强调财政纪律意外,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也没有开出什么值得称许的良方来。

经济总量巨大、财政稳健的德国认为,欧元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希腊——及欧猪四国——等国的不负责任的高昂财政赤字。这显然是正确的。因此,德国一直倾向于相信,解决之道也在于此:只要对财政赤字国家严格纪律,一切都会好转。然而,这种看法即便不是错误的,也失之过分简单了。事实上,很多旁观者的看法或许是有道理的,即德国自身的经济模式对这次欧元危机也难辞其咎。

如果作一番粗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德国在欧元区经济体内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相似——两者都是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又都用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钱补贴着那些“好吃懒做”的伙伴们……因此,在道德的层面上,德国人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松懈的财政,并要求它们以后必须节俭持国、量入为出。否则,德国将威胁:要么它们退出,要么德国自己退出。但是,怒气冲冲的德国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客观上,正是希腊等国的“铺张浪费”和举债消费,维持了德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试想一下,假如欧洲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像中国和德国一样恨不得把一分硬币掰成两半花,它们还能有那么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吗?因此,就像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是转向内需主导型一样,德国经济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压力。

这里可能还有必要顺便提一笔尴尬的历史旧帐:作为欧元区的支柱性条约,欧盟《稳定与增长条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赤字不能超过其GDP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60%,否则将施以最高达GDP0.5%的罚款。然而,在欧元启用以来的13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违反了这两条规定的国家真正被惩罚过。这个本该具有法律硬约束的条约之所以形同虚设,正是因为德国自己是最早蔑视它的国家之一——2005年,德法两国自身财政状况不理想,赤字连续两年突破3%的上限。但两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欧盟财长理事会上冻结了针对本国的惩罚程序,并联合软化了《公约》。法德“轴心”当时宣称,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有权根据本国的经济运行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到了今天,德国人再愤怒地冲着希腊挥舞这个《条约》,又有多大的底气?

    有鉴于此,欧盟另一跟支柱法国一直希望创建欧元区“经济政府”的主张看起来得到了区内更多国家的响应,也赢得了有“欧洲总统”之称的欧盟主席范龙佩的大力支持。这个构想不同于德国希望的通过强化已有的《稳定与增长条约》、用“不救援”、“剥夺投票权”甚至“开除”等惩罚性手段约束各国财政的现成的简单解决方案,而是更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革欧元区现行的治理结构,推动其朝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迈进。多年来德国对此总是抱持着质疑和警惕的态度,出于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它担心这是法国试图利用欧盟这个更高层级的超国家组织来压制、束缚、弱化自己的“阴谋”。不要忘记,前任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以及他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都是法国人。

    只是迫于当前的危急形势,默克尔还是顶住国内民意的巨大压力,将信将疑地就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经济管理一体化与萨科齐和以后的奥朗德勉强达成了一系列谨慎妥协。眼下的燃眉之急是削减各国债务,但这又将引发一系列新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甚至与欧洲及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增长的总体目标存在相当大的冲突。

 

●欧元,不前进就解体

 

    7年多前,当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正在为挽救失败的《欧盟宪法》作最后抗争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如果,自己会不得为了欧元的继续存在而战斗。欧洲未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一体化的宏伟奋斗目标,已无奈地让位于勉力保住过去业已取得的成果。但现在回头再来看,如果《欧盟宪法》当年得以通过,那么今天多半就不会再有这么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就算它依旧发生了,解决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也将是现成的,而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千头万绪、无从着手。

    欧盟(EU)和欧元(EURO),即便不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也至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现在,不仅欧元遭受到了它问世10多年来的最大危机,欧盟本身可能也正经历着它60多年历史中最严峻的时刻。

欧洲财长们在过去3年里批准并不断放宽的那些总额高达数千亿欧元的纾困方案,或许已使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欧猪五国”以及更多潜在的欧元区国家(如匈牙利)成功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和违约危机。但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的,如此代价高昂的救助计划,仅仅是为解决欧元区的根本问题换取了一点时间而已。说穿了,这是一个将危机从希腊等国家转移至整个欧元区的冒险的权宜之计——注入流动性丝毫无助于提高危机发生国家的偿付能力,而且极有可能放大本已十分严重的道德风险。

虽然自欧元于1999年元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怀疑其可行性,但没有什么比这次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清晰地将它先天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余。根本性的悖论埋藏于欧元区单一货币(自然也造成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之中,这就使得成员国之间不可能有单一国家内普遍存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隐性担保机制。

表面上看起来,财政独立这项国家主权的保留确保了成员国各自为自己买单、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但如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指出的,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这另一项国家主权的让渡却导致了区内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建立单一货币经济体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来提高欧元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指望能够“一荣俱荣”,但却又不想承受“一损俱损”的风险,这种制度设计在逻辑上原本就是矛盾的。当年由戈登·布朗主导的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正是因为预判到这种内在矛盾可能引发的巨大混乱而明智地决定不加入欧元区的。更要命的是,欧元区在设计上没有原则清晰并可操作的退出机制。

此外,重要性稍微低一点的另一个问题是,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非常不平衡,这也为单一货币的成功增添了难度。有人用一句话形象地描述:西北欧富,东南欧穷;西北欧在生产,东南欧在消费;西北欧在出口,东南欧在进口;西北欧在储蓄,东南欧在借钱;西北欧在勤奋工作,东南欧在享受生活……

因此,欧元眼下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能善用未来一、两年时间达成重大的改革,欧元和欧盟的未来将会十分暗淡。要么,欧元区走向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统一。这个目标也许在可以预期的短时间内还难以全面实现,但至少,德国所坚持的严肃各国财政纪律、强化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必须做到的。若继续停留在目前的制度层面,那么欧元走向解体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再只是一种危言耸听的可能性。而诚如默克尔等一直说的那句话:如果欧元没了,还会有欧盟吗?

不久前,英国在新一财年欧盟预算问题上与德法两大国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威胁退出欧盟的扬言,仿佛已经敲响了欧盟的倒计时钟声。

       写于20121223-26日,发表于20121231日面市的《经济观察报》。见报标题:前景堪忧的欧盟;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1229/238176.shtml

 

【季冰按】本文系我应该《经济观察报》之约为它的系列年终专稿所撰的其中一篇,文章借用了一些我之前曾发表过的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评论中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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