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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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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2012-08-24 00:30:34|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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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月21那场夺取了77条市民生命的北京大暴雨,刷新了国人的伤痛记忆。一个迅速崛起中的世界大国的堂堂首都,一个生活着2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竟然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这理所当然又一次激起了举国上下对城市规划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中“地上与地下”、“面子与里子”、“长官意志与以人为本”……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热议。其实说到底,这些或激愤或尖刻的话语只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城市化是过去200年来人类生活变迁史的主线,到21世纪初,世界上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在最近30年里,中国的庞大身躯也加入了这场城市化的洪流,并成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上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四分之一在中国;而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仍将有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2所以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说,去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至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51.27%。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5000年华夏文明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而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总人口约70亿,其中大约51%的人生活在城市。

而据官方数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6%1979年中国推出市场改革时,这个比例只有不到19%。这就是说,过去30年经济迅速发展期间,中国大致走完了据经济史学家说英国花了约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走完的历程。很多专家预计中国的这一趋势将以类似速度继续。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去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城镇居民,在短短20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

这一里程碑凸显出一种人口流动趋势。随着又有数亿人迁入城镇地区寻找薪酬更高的工作,中国政府说这一趋势将是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过,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显示出中国未来日益面临的挑战,因为大批民众迁移会给城镇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福利带来日益严重的压力,同时加剧污染、社会不稳定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声。

 

二.

    然而,城市真的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吗?退一步说,即便将时代潮流视为不证自明的“好”早已成为现代人的思维定势,我们仍然能够和应该追问:城市是何以让生活更美好的?

    事实上,200年来无数大大小小的哲人都曾告诫过我们:城市的水泥丛林使人疏离了自然的美好;城市的废气、噪音和污水侵蚀了人的健康;城市的尔虞我诈污染了人的心灵……所有这些沉重的代价,只不过为我们换来了表面上看似富足一点的物质生活而已。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讴歌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可谓不计其数,而要找到哪怕一两首(幅)赞美城市的诗歌(油画),恐怕都是十分不易的。

    但即便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走出乡村、涌入城市,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我看来,仅仅用能够挣更多钱或希望过上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来解释他们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恐怕会失之简单和浅薄。那么,城市,在其作为一个财富聚集地、一个现代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外表之下,究竟还隐藏着那些富有更大诱惑力的神奇特性,使之“让生活更美好”呢?

    城市,由于各式各样背景迥然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而滋生了丰富多彩的需求;这些需求创造了千奇百怪的产业和发展机会;而才智过人的专业人士在相互激发中则又不断地创造着无穷无尽的新需求……一个人们世代种田为生的乡村,哪怕它再大、人口再多、教育水平再好,会产生像“香水瓶设计师”、“希伯来语翻译”这样的职业吗?而为了服务于“香水瓶设计师”、“希伯来语翻译”的特殊需求,城市又会诞生出其他许多产业和职业……所有这一切的动力,最终会发掘每一个人身上的特殊潜能,造就每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人。这就是城市引领现代经济的奥秘所在。

    然而这仍然不是最根本性的。城市里充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他们不仅有着千差万别的需求,更怀有南辕北辙的信念、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他们能够和平舒适地共处于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必定需要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相互理解和尊重彼此的价值。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城市有别于乡村“熟人社会”的最大特性:这是一个自由、开放和多元的时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一点点离经叛道的独特想法或做法而遭到周围人的千夫所指,以致寸步难行,只要他没有损害到其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与乡村,分别是开放的现代与封闭的传统的对应物。我个人深信,这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也是城市格外令乡村青年男女向往之所在——城市的空气虽不纯净,但却让人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心灵。

 

三.

    不过,要让城市的上述优势和可能性得以充分显现,一个适宜居住的基本环境和一些设施的元素则是必须的。由于“7-21大暴雨”引发的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具体讨论已经汗牛充栋,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我只想讨论一下所谓“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

如许多论者正确地指出的,近30年来急剧扩张的城市化正迅速改写着古老的神州大地的风貌,也到处留下了各种张扬气派但又怪异丑陋的城市化景观。导致这一毁誉参半的结果的,是各地政府“三年大变样”式的“大跃进”冲动。而且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相对于单纯市场化的力量,这才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驱动力。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不久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极其坦率地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切依据“苏联标准”,演变到80年代的“专家与领导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现在已经完全“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所谓“中国特色”,是因为“城市病”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作为后发经济体的中国并未幸免,不仅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还患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明显表现出来的特殊病症。

  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的扩张几乎就是完全建立在对传统的破坏之上的,30多年来,我们已经令人痛心地拆掉了太多无价的古迹,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许多温暖的记忆,而我们所收获的只是一条条宽阔却缺乏人性的马路、高耸却不伦不类的建筑,并且千城一面,体现不出任何地方文化特点。一位出生在广州老城的学者因此把这种城市扩张中不顾人性的豪华膨胀称为“城市剃刀”。

    不仅如此,由于加入了具有显著“权贵”色彩的扭曲市场化元素,城市被进一步“碎片化”。在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所谓“黄金地段”,我们都能看见被铁栅栏包围得严严实实、到处安装了摄像头、配备了警觉保安的“孤岛”或“碉堡”式高级小区。它们一方面将城市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地“俱乐部化”占有,另一方面又与城市的其他部分相互敌视。从根本上看,这种因严重的不安全感而导致的碎片化趋势,体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危机,也是与我在前文中论及的城市价值南辕北辙的。因为城市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对一切陌生人开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间。

    在我看来,相对于这次“7-21暴雨首当其冲地表现出来的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精神价值的背道而驰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更加本质的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究竟因谁而生?有评论敏锐地指出,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话语权的人还没有想清楚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也不知道我们要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道理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人,也就是城市中的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对城市规划最关心、与它具有最直接的利益关系的,是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然而在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很少得到公众的参与,这是目前体制上的最大弊病。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想要克服上述大多数弊端,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真正追求真善美的城市规划也要走自下而上的路,要更多依靠民主和法治的机制。

 

四.

    城市精神的发育与城市的管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期,我相信这个时期很有可能会持续几十年,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城市化也将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因此,对于领导者和决策者来说,城市的规划管理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但是,当前国内许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至少在一些重要观念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偏差和不足。

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蜚声世界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部经典作品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城市发展中的得失,细致地探讨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兴衰的奥秘,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详尽转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表达的理论,而只能极为简要地作一个介绍。

雅各布斯女士的核心观点是,城市各种各样的多样性是城市赖以生存发展和保持持久活力的生命线。这些多样性来源于城市众多而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的差异,而且它们是互为联系并互相支持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多样化是自然天成的,“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是各种各样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简单地说,衡量一个城市或它的某一街区是否成功的标志并不是它的宽敞崭新的马路、摩登气派的高楼、开阔气派的广场和幽静整洁的绿地,而是它的“人气”。只有人气充盈活跃,前面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对雅各布斯来说,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顺应和促进这种多样性。换句话说,评估任何一项城市政策的首要立足点,就是要看它是有助于促进还是损害这个城市——通常是城市的某一街区——既有的人气。

雅各布斯的理论革命性地颠覆了西方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主流城市理论,后者大多强调城市的秩序和规划,主张人为创造。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管理者来说,简·雅各布斯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管理者不要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可能是美好的——去强求城市的整齐划一,也不要去人为地规划城市的“功能区”,更不要贪大嫌小,因为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多样性和活力,某种程度的“乱”和大量小企业的存在恰恰促进了城市的多样性。

城市既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一幅油画,以工程师对待机械的态度或是以艺术家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去规划和管理城市,都将给城市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城市更像一个有着自然生命的有机体,遵循着它自身新陈代谢的节奏。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管理者应当无所作为,只是这种作为应该自觉融入城市自然的新陈代谢节奏中去。

站在更广的视野中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前途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抱负,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明智的领导者却必须时时克制自己将个人抱负赴诸实施的冲动。

    写于201282日,发表于《望中国》杂志总第177期。链接: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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