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网易考拉推荐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改革  

2011-09-03 21:53:18|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季冰按】今天(831日)是全球穆斯林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开斋节,很想记录下些什么。

    今年初以来,由于发生于北非中东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缘故,我一直在仔细阅读中东历史,从国祚绵延千余年的拜占廷帝国,读到昙花一现的阿拉伯帝国(它包含“倭马亚”和“阿拔斯”两大正统哈里发帝国以及躲在阿拔斯哈里发幕布后面的塞尔柱等突厥王朝和若干如“法蒂玛王朝”和“马穆路克王朝”的独立王国),再读到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东(甚至东南欧巴尔干)地区政治社会现实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伟大的奥斯曼帝国是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统治时间最持久的伊斯兰教帝国,代表了伊斯兰文明的最高成就。它的后期历史总是令我们中国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晚清,尤其是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当下。我手头的主要读本是美国历史学家、奥斯曼及土耳其研究权威斯坦福·肖所著的《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史》中的上卷。该书原来分成上下两卷,分别于1976年和197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9月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上卷(译者为许序雅和张忠祥),并将其更名为《奥斯曼帝国》。但即便如此,本书仍有50余万字。

    斯坦福·肖教授在书中对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作出的一些精辟分析和评论,一再地让我觉得,这些话几乎就是写给最后70年的晚清帝国的,读来引人唏嘘深思。因此我从中摘抄以下几段文字,与读者分享。

    我的辅助读本是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斯兰教及中东史大师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所著的较为通俗的《中东》。这本书的翻译者是台湾的郑之书,中国友谊出版社于200410月第2版。我曾于大约6年前通读过它,这次是重读。由于两岸及不同人翻译的不同,这些书里的许多古代人名、地名及宗教名词大相径庭,使我不得不经常捧着两三本书互为比照。有时就是这样还不够,还得去查百科全书或上网搜索。

    最后顺便提一下,我个人认为,在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除了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外,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水平能够恢复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鼎盛时的高度,更别说超越了它了,这着实令人感慨!

另外,作为穆斯林国家现代化的两个极端——土耳其和伊朗的主体民族都不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阿拉伯人。据我的观察,土耳其和伊朗两个共和国目前也分别走到了十字路口,很可能正孕育着下一波激烈的变革。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激进革命,我们亦可称将要发生的变革为“二次革命”。当然,土耳其与伊朗的形势恰好相反,前者面对的是“传统回潮”,后者则有“自由化”的强大压力。有可能的话,我也许会在以后撰文讨论和展望一下土耳其政治的前景。

而在阿拉伯民族这边,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建立起稳定高效的现代政体。说起来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和主战场、北非地中海沿岸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还包括相对平静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情况其实远比西亚阿拉伯半岛上的那些国家要好。

 

P214

    ……在理论上苏丹无疑对统治阶级的成员和臣民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当然对臣民的权力是通过统治阶级成员组成的政府来实现的。

    然而事实却大不一样。奥斯曼制度的性质实际上给予苏丹的权力是很有限的。苏丹的权力限于以下范围:开发帝国的财富,弘扬伊斯兰及其臣民的其他宗教的制度和习俗,扩充和保卫帝国的疆土,维护帝国内部的秩序。因此,奥斯曼生活当中各个重要的方面都是留给自治性的团体自行处理的,不仅有各个米勒特,而且还有行会、社团、宗教会社和构成奥斯曼社会中社团基础的其他团体。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该制度的复杂性使得单个的人——不管从理论上讲这个人可能曾如何独裁,但很难有效地掌握足够多的细节以便要求官僚们按他的想法去做并确保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与其说苏丹是一个积极的、拥有全权的管理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奥斯曼社会各种各样的成分集结在一起的象征。只是在19世纪里,作为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个结果,奥斯曼政府才在事实上获得了欧洲传统上曾认为它拥有的那种独裁和中央集权。

    除了由苏丹提供的理论上的纽带,把奥斯曼社会结合起来并保持统一的东西是什么?该制度的最具体的黏合力量是社会中的社团,他们是社会的基础。不仅把穆斯林也把非穆斯林结合在一起。这些制度是几个世纪以来在中东发生的适应该地区所有人的需要的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某种方式协调了利益的冲突,而这是奥斯曼的政治结构从未做过也从未渴望去做的事情。其结果之一是,帝国政治结构内部的衰落,比如奥斯曼人的衰落,对该制度运转的影响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小得多,因为该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几乎所有人们感兴趣或关注的事务而组织起来的。

 

P219-220

    地方分权和衰落的过程就像其体制受到影响的过程一样复杂。实际上,主要原因存在于内部,就在奥斯曼政治机体本身。但是奥斯曼帝国外部的形势和发展也发挥了作用,这甚至超出了最能干的苏丹们和大臣们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和治理能力。欧洲民族国家不断增长的实力,尤其是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使得它们比1516世纪伟大的苏丹们面临的对手更强大得多,这就要求奥斯曼帝国不仅需要恢复昔日的辉煌,而且还要继续前进和发展,如果它不想被更远地甩在后面的话。

对衰落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多层次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必须明白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几个世纪中衰败的种子悄悄地进入奥斯曼的政治机体和社会内部。由于这一体系的基本力量的作用,尤其是中东社会内部基本结构的作用,这种趋势从内部(疑为翻译错误,似应为“外部”)看并不明显,使得欧洲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意识到它的衰落并加以利用。这样,奥斯曼帝国得以比它本来可能生存的时间维持得更久。事实上,直到进入17世纪,在欧洲人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并不明显,苏丹们本来可以抓住时机遏制衰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丹们陷入了自信的错觉,从而得不到改革的刺激,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P226

那种认为统治阶级面对内部衰落而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改变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在1718世纪的关键时期都出现过改革家和改革行动。但是,这一时期最明智和最有洞察力的奥斯曼改革家都坚持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奥斯曼制度远优越于异教徒所能建立起来的一切制度,这一态度只有在16世纪最初形成时才有充足的理由。根据这种观念,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利用奥斯曼人在权力顶峰时期,即通常所说的是苏莱曼大帝在位时期,成功地完成技术的应该和政治组织形成的改造。因此,对1718世纪的传统改革家来说,使这一制度像以前那样有效,改革就可以获得成功。这就是:清除偷盗者,结束贿赂和腐败,只按能力任命官员,改革和振兴传统的军队,开除所有那些拒绝履行必要的义务的人。这些改革者通常手段残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成功了,各方面的事情都很好地恢复起来,使帝国摆脱了混乱形势的严重影响,以至它有能力驱逐外国入侵者并坚持下来。但一旦危机过去,改革工作就被抛弃了,不正之风得到容忍。所以从长远看,帝国在持续衰落。这导致帝国领土的丧失以及这样一种形势:欧洲列强试图取代奥斯曼人的意见分歧,而不是奥斯曼人的力量,使这个帝国能长久存在。

 

P284

    ……长期以来被视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领土的沦丧,沉重地打击了奥斯曼人的士气。以至许多人认为,任何试图挽救帝国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有少数奥斯曼人开始第一次认识到:只要帝国能够发现欧洲强盛的原因,把欧洲人的最好的东西与奥斯曼的制度结合起来,改革就有可能成功。改革者现在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欧洲人可能已经发展起来一些特殊技艺,特别是那些新的军事组织形式和武器装备,可以用来加强和维持传统的方式。因此,传统改革就成了新旧结合的混合物,虽然它并不成功,但为19世纪新型的现代化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即使这种有限的变化,这种对新的挑战的回应,也是在犹豫不决中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而且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反对,反对派认为任何“创新”只会削弱帝国的结构。因此,改革在18世纪里时起时伏,短暂的成功总是导致改革者的灾难。但他们留下的很多事迹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提供了经验。

 

P287

    ……17世纪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统治阶级允许改革只是为了在强敌面前挽救帝国的需要。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就会行动起来破坏改革。

 

P322-323

    哈利尔·哈米特推行的改革在统治阶级成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领导这些人的是苏丹和那些希望通过改革、反对保守势力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人。哈利尔·哈米特同样得到那些从邦纳瓦尔和德·托特创建的新军及学校出身的官员和一些有识之士的拥护,这些有识之士明白他们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当然,领导保守派的主要是那些利益最直接地受到改革威胁的人,如旧军队的成员,因为任何使他们变得过时和无用的变化都威胁他们的收入和地位。许多以经营为生的商人和工匠,因为有自己固有的生活来源和家庭利益,所以他们也会卷入各个行会与家族支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动。保守派还得到了大多数乌里玛的强烈支持,这些乌里玛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意志,所以未能维护种种旧的标准,或者使这些标准发挥应有的功能。有些人因为政治原因也加入了既得利益阶层反对改革的活动,例如盖兹·哈桑和他的新式海军的官员,他们反对哈利尔·哈米特主要是因为他是他们争取苏丹垂青的一个对手。也许保守派最强大的力量,在于他们有能力诉诸伊斯兰和奥斯曼的传统而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而改革者作为社会的精英仍然囿于传统的束缚,没有考虑把人民引入改革的过程中来,更没有发展起一个可能把改革的利益看成他们自己利益的中产阶级。对改革者最大的支持就是危机,威胁帝国生存的危机,这会迫使甚至最反动的保守派为拯救帝国也不得不允许进行某些变革。但是危机一旦过去,保守派又会联合多数支持者,包括有权有势的军队去驱逐改革者,取消他们的改革。

    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驻伊斯坦布尔的外国使节。他们依据各自政府的政策行事,苏丹的敌人,特别是奥地利和俄国,支持改革的反对派,他们希望进一步破坏奥斯曼的制度从而使这个国家更容易成为他们军队的牺牲品。而英国、荷兰和法国一般都支持改革者,希望借此拯救奥斯曼帝国,保持欧洲的均势。但这并不是说法国的帮助来自法国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支持心理,即使法国和奥斯曼的官方友谊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也是基于法国在黎凡特的商业利益和在圣地的宗教利益。而法国普通民众实际上自十字军东征后就对穆斯林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并进行了反穆斯林的宣传。在法国,与传统基督教对穆斯林的偏见情绪相混合的是18世纪在知识分子中兴起的对俄罗斯“开明君主”的新的热情。实际上这种开明君主只是表面上在推行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是相对于延续着的所谓“穆斯林的野蛮和无知”而言的。另一些法国人反对俄国,支持奥斯曼的领土完整,但他们只是想等待时机成熟时由法国来接管。法国经常在欧洲公开宣扬这种企图,因而对奥斯曼的保守派来说,有一点不难做到,就是把诸如哈利尔·哈米特这样的改革者与那些致力于在中东用基督教取代奥斯曼统治的人等同起来,因为哈利尔·哈米特依靠和接受法国的帮助。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反对派都是在利用这种联系。

 

P328

    ……尽管奥斯曼帝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改革某种程度的影响,但重点确实是在军事上,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战争使它的腐朽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对它进行治愈也最为迫切。

 

P332

    塞利姆三世是18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者的真正继承人,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军队方面。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顾问,都不了解在什么程度上欧洲的技术革新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革命的产物,而这些方面的革命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在发展。在行政、经济或社会现代化方面缺少通盘考虑,只是零星地试图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许多财政困难都源于传统的财政制度,因为特定的收入分配给指定的花费,发行债卷(疑为翻译或印刷错误,应为“债券”)是为了额外的债务,财政部门的开支源于最初的可用收入。没有全面的预算,结果是周期性的财政混乱。政府官员在其职位上一直相对独立,他们随心所欲地花钱,既无行政的又无财政的监督。塞利姆三世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是,不是致力于建立一个预算系统,只是简单地使旧的系统运转起来。

 

P333-334

尽管塞利姆的大多数改革仅仅取得部分的成功,但仍为他的后继者打下了改革的“楔子”,指明了方向。从长远来看,或许在奥斯曼帝国的民众中更有影响的是引进了某种关于西方的意识,它继续打破古老的“铁幕”。这一过程开始于“郁金香时代”。现在,古老的封闭意识尽管没有完全摧毁,但已被突破,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涌动的不仅是欧洲的军事和技术成就,而且还有使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的许多观念。不可否认,一个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为传统提供保护屏障、并且喜欢内省的社会,如此的开放仅能产生微弱的影响。然而,它确实是为几十年后现代土耳其的建立奠定了更广泛和更有意义的渗透性的基础工作。

西方知识及其生活方式进入帝国的渠道很多很杂,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奥斯曼社会的不同层面。显然,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方式是欧洲军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他们把各种军事技术和武器介绍给新军和学校里的年轻的奥斯曼人。这些欧洲军官和技术人员组成了进入奥斯曼社会的第一个西方社会团体,不存在什么限制他们与奥斯曼人接触的特别规定。尽管他们只是提供技术指导,但在他们的指导下,奥斯曼年轻人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欧洲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下……

 

P334-335

    这些改革模式是传统的奥斯曼人对时代需要做出的反映。1807年,塞利姆三世被废黜,他的改革被取消,整个事情发生得相对比较容易,这似乎意味着塞利姆三世在他的追随者中缺乏根深蒂固的支持者。这时期的奥斯曼帝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的现代文学的学校,这表明上述接触最多只不过是打开了理解的道路,欧洲的思想在这时并没有扎根,但它留下了种子,等待下一时期开出真正的花朵。

 

P343

    ……反对苏丹的行动酝酿了很长时间。加尼沙里军团和其他受到塞利姆三世改革威胁的人自塞利姆三世统治初期就变得骚动不安。乌里玛也反对塞利姆三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每项革新都是对伊斯兰教法律和传统的一次侵犯。其他许多奥斯曼人,包括一些改革者,现在开始认识到新的世俗主义的观点对奥斯曼的制度可能具有毁灭性力量。因此,他们要求在还不太迟的时候把铁幕重新降下来。塞利姆三世没收蒂玛的封地以及努力改革旧军队,增加了一些人的怨恨。而且改革是在没有任何理性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实施的,降低币值和巨大的政府开支导致新的通货膨胀,使人们深深怨恨苏丹和各种改革措施,认为他们的所有困难都是这些改革造成的。最后,塞利姆三世的政策是使改革者分成若干敌对派别,他们不仅与保守派斗争,而且还互相斗争,这虽使塞利姆三世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力量,但由此也削弱了改革支持者的政治力量,而在危机时刻苏丹是需要这种政治力量支持的。

 

P354

    ……少数乌里玛实际上支持18世纪时的改革,他们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制度,但是极少有改革者敢于接近一个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保护起来的宗教机构,尽管它可能已经腐化……

 

P356

    ……这样,奥斯曼帝国几乎处于经济完全孤立的状态,屈从于欧洲商业力量的扩张,欧洲商人利用“让步”协议挤压奥斯曼的商人,消耗着这个帝国的原料,这是制造商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奥斯曼各个行会的反映是使他们的规章更具有限制性,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他们为自己的成员和孩子仍能留住他们手中的本土工商业而采取保护措施,同时阻止新的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入,而这些本来可能会使他们发展起抵制欧洲制造业及与之竞争的能力。因此,当有助于组织起来保护城市社会时,他们阻碍了竞争精神的发展,阻碍了奥斯曼帝国追随欧洲使自己适应那个时代新的国际经济形势的需要。

 

 

  评论这张
 
阅读(45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