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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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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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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的mba同学……”  

2011-07-10 11:07:18|  分类: 随笔散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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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一位商界的朋友,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差不多20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进报社当记者时就认识。交谈间他不经意地提到了上海某报社的一位负责人,“我的同学***……”

    我一时颇为诧异,因为***也是我的熟人,我20年前刚当记者时曾与他一起跑条线;而且他早我两、三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说起来倒应该算是我的同学(学长),但我从未听说过我那位做生意的朋友也在复旦大学念过书。于是我唐突地问:“你们俩是中学同学还是小学同学?(这体现了我脑子里的“同学”概念)”

    大概是嫌我有些“拎不清”(何必对那一对成功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友谊刨根问底?),这时候,一旁另一个同事及朋友略带不屑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和***在中欧MBA是一个班的?”

    我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中国与欧盟政府共同创办于1994年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目前上海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它的常规MBA班的学费没有二、三十万是拿不下来的。因此它可以在招生广告中自豪地宣传:自己的学员全都是社会精英。

    包括中欧在内,中国的商学院的确有资格这么自我定位。据我的观察,目前中国各类商学院的学员主要有四类人构成:1)民营企业家;2)民营或外资企业的高层级管理者(亦即所谓“职业经理人”);3)国有企业的高管;4)政府官员(通常至少是正处、副厅级以上)。由于他们支配着社会的主要资源,因而构成了当代中国事实上的“精英阶层”。在我看来,上述第一和第二种人是一大类,而第三和第四种人是另一大类,区别在于前者吃的是“市场饭”,而后者吃的是“权力(政治)饭”。

    我朋友的故事提醒了我去关注MBA这个当今中国的时髦玩意儿。随着对它了解的加深,渐渐地,我发现中国的商学院与其说是一个大学或一个读书的地方,倒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商精英俱乐部——人们趋之若骛地夹着英文讲义(MBA课程一般以英文授课,以中文授课的叫EMBA)跨入商学院教室,主要不是为了获取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而是为了结交更多的政商界朋友,为今后的事业编织一个更大的关系网。所以,我们几乎从来不会听一个MBA毕业生说起他在商学院里学到了些什么,通常我们总是听到他宣称在那里认识了*****,就像本文开头时我的那个朋友那样。这里顺便八卦一下,我还曾经有两个离了婚的朋友,分别就是在上海交大和北京清华的MBA班里找到了与他和她门当户对的新妻子和男朋友的!

    商学院和MBA(工商管理硕士)是典型的美式实用主义的教育产物,它试图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从凡事讲究理论体系的大学中分离出来,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士提供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的教育培训。在教学模式上,它一般以商业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代替大多数的理论探讨。不过,不管商学院多么务实和俗气,多么让真正的大学看不起,在美国和欧洲,它说到底毕竟还是学校。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传授(和接受)知识的地方,只是它传授的知识比较特别而已。

    一个所有人心知肚明的基本事实是:在中国做生意要想成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有多少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而是你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当然,要与政府打好交道,首先你要认识足够多的政府官员。于是,中国的商学院的主要功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为生意人结交官员提供一个平台——它是商场与官场的互动场所。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交流平台——念书嘛,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自然要比吃饭、喝酒、卡拉OK、打麻将、斗地主、泡澡、足浴……之类高雅得多,而听京戏、打桥牌则又不及它显得进取有为。

    其实,如果再将视野放得更宽一点,眼下中国的各级党校也普遍存在类似的这种变味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内,党校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地方,为此,那里主要教授和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各种与治国有关的学问。只不过,现在人们赴党校进修,大多是把它视为一次积累更多人脉关系、获知上层最新信息的好机会,至于那些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是非常次要的目的。

当然,党校不同于商学院,它有比较刚性的门槛,不是随便什么人交了学费都可以进去的(商学院也有入学考试,不过它对知识的要求毕竟不高)。但正因为这样,高层级的党校(如中央党校)不定期举办的那些非党员干部学员的特殊进修班——如“民营企业家班”、“外企经理班”等——往往格外吃香,这里面的道理还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读者极有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必须立即作一个解释:我写这些,并不是要批评商学院(还有党校)遭到“异化”、主张它们不应当沦为社交场所,我也没有暗示这些社交背后隐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意思。事实上,商学院也好,党校也好,它们都是“大学”,大学自其在欧洲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社会精英就各种问题展开自由交流和讨论的开放平台,而远不仅是一种封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反过来说,没有自由活跃的交流和探讨,学术研究也是不可能取得长足进步的。至于不法的钱权交易,则在任何场所都有可能发生,那是个法治问题,并不是商学院的错。

    但我还是想要指出一个本质区别:欧美商学院内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其主角是商业界的同行;交流和探讨的主要内容,也主要是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中国商学院里的社交,其全部目的似乎只是在于结识和“交朋友”,至于交流和探讨什么内容倒是无关紧要的。既然这样,那又何必一本正经地搞那么多课程和考试呢?精英们的时间本来就很值钱。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考察和思索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领域中的显著差异。

    写于201173日,发表于2011710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a5c/f990c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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