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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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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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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那些回不了乡土的“农民工二代”  

2011-11-07 11:40:16|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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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底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首任院长宋晓梧先生日前说,有研究资料显示,近年来各地政府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出让后获得了巨额收益,但其中农民所得只有开发商和政府所得的十几分之一,这使得中国目前存在约4000万失地农民。

宋晓梧援引的调研数据还表明,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以上既无承包地,也无宅基地。而在他们当中,即便拿不到城市户籍,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也不到10%

    我们也许不能将“农民工二代”不愿意再回农村生活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立锥之地”,但二者之间显然是有密切联系的。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农民交出土地换来的是未经地方政府大肆盘剥的合理补偿,那么凭借它,他们即使离开农村,也应当有可能在临近的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里置业谋生,从此将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为真正的市民,而不像现在这样,永远只是飘在城市里的打工农民。

我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有一个旧货摊,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已经存在了10年。它的主人,很久以前是一对来自安徽的中年夫妇,最近45年里则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一对25岁不到的小夫妻。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旧货摊日复一日地将我们小区内产生的可资利用的生活垃圾回收过去,其中包括我这个报人家庭里源源不断的废报纸。而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年来我们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都不止。

    在这个仿佛永远不变的旧货摊,变化的除了主人的面孔和年龄外,还有他们的装束。去年的某一天,当我看见安徽小伙子牛仔裤膝盖和屁股上的破洞和他老婆裸露着的肚脐眼儿,曾经微微有些吃惊。但当时我很快就在心里作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自我批评:凭什么人家农村青年就不可以追求城市里的时髦?随后便习以为常了。

    去年春有一段时间里,著名的富士康企业出现了震惊舆论的十几“连跳”事件,促使我重新认真思考起这种变化背后蕴涵的深刻意义来。

    有句话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我现在则非常愿意相信,那些富士康的青年员工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人际的冷漠,而正是因为失去了盼头,才从楼顶上跳下去的。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涌进城市的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的农村。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的简单:在城市里打份工,吃几年苦攒个五万、十万,回到家乡起一幢房子,娶一房媳妇,后半辈子能过上比左邻右舍更富足的日子……大概我家门口那对收旧货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安徽老家过上了这种日子。这种“有家可回”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使他们在面对城市劳动的艰苦环境、尊严扭曲、情感压抑时,能够以惊人的忍耐力顽强地坚持下来。

    但时代毕竟一直在变,尤其是处在一日千里的急速转型中的当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儿女们心目中却并没有什么值得神往和留恋的。在内心深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也许更能够寄托他们模糊懵懂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拿我家门口收旧货的现在这对穿着有破洞的牛仔裤和露脐装的安徽青年男女来说吧,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热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更不要说把它当成精神支撑了!相反,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然而,一旦他们扭头瞥一眼自己服务和生计所系的那个小区,看看它那扶摇直上的房价,他们的所有梦想就会在顷刻之间全部破灭。在价值和情感上,他们比他们的父辈对这座城市要亲近得多,但在现实中,他们与它的距离实际上比他们的父辈反而更远了。10多年来,城市在政策上对将青春奉献给了它的农民工的开放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在生活的经济成本方面,却正在快速地抛离他们。单就拿住房这一项来说吧,市场化的商品房就不用说了,再看看政府提供的那些所谓“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哪一个不是在进一步抬高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幸运的申请人)进入城市的壁垒?我们的安徽小夫妻可以用穿露脐装来表达对城市时尚的追逐,但城市却不打算接纳他们。

    于是,“农民工二代”注定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度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那个“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甚至在心灵深处都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因此变成了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无家可归的人,丝毫看不到未来。我相信,促发那10几个富士康的年轻人纵身一跃的直接诱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正在于此。我还相信,宋晓梧所说的那4000万失地农民将要给城市社会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于此。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然而,对“农民工二代”来说,连这都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所谓“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奥秘所在。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希望通过家乡的土地来束缚住漂泊在外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试图在未来将他们赶回农村,既不可能亦不可欲。相反,社会应当帮助他们更容易、更顺畅地融入他们为之服务和对之向往的城市,而在目前这种户籍壁垒和房价畸高还难以立刻改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把农村集体土地出让的收益留给农民自己,让他们拥有一笔起码的“进城安家费”,就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并不需要做得太多,只需要允许农民到市场上去自由地交易其对土地的使用权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交易自由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所谓公平的价格(补偿)。眼下,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放开这种交易,动机一目了然——自然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本应属于农民的那部分收益。不过依我看,这种做法虽说眼前获取了一点的蝇头小利,但却为未来埋下了令人胆战心惊的火星。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几千万飘在城市里打工的青年男女一天天眼看着就要错过结婚生子的年龄,城市里没有住房,农村又已经回不去……那么,他们将如何行动?现在距离这一天的到来,也许只有不到十年时间了。

    写于2011113日,发表于2011116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略有删节,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d03/7fd5e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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