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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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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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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和“超美”姐妹  

2010-08-31 12:13: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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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叫“超英”,妹妹叫“超美”。一望便知,那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五年超英、十年超美”这样豪情恣意的大字标语贴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和工厂农村。

    我比两姐妹小了七八岁的样子。到了我出生时候的时代,“超英”、“超美”这种总算还比较“建设性”的名字已经很少见了,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许多多“卫东”、“卫青”、“胜天”、“进军”……,他们的名字里充溢着想要与天地、生灵、万物(总之是一切现有之存在)展开生死决战的迷情。

    上周初看到媒体上刊发的从东瀛传来的数据,说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坐上了“全球第二”的交椅,而日本雄居这一宝座已有42年之久。当时内心真的很是感慨,不知怎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超英”和“超美”这两位儿时的邻居姐姐。

    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悄悄地完成了“超英”。当然,它来得比我的邻居姐妹出生的时代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作为比我们小时侯耳熟能详的“四个现代化”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一国整体实力的GDP数据,中国成功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2007年的事。自那以后的3年来,凭借着自身每年强劲的增长率及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的拖后腿作用,中国的GDP总量连续赶超德国和日本,现在突然变成了全球的老二。而且,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考虑到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的因素,也许用不了再过10年,也就是在提出这个雄壮口号的大约一甲子以后,我们将会真的实现“超美”。

    我无从知道我的两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邻家姐姐看到今天这些数据,还会不会回想起她们名字寄托的含义?我更不知道,她们及当年为她们取名的现在可能仍然健在的她们的父母,还会不会为了这对双胞胎女儿名字含义的真正落实而激动?学生时代的“超英”和“超美”姐妹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她们在中学末段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及高考制度恢复,又在大学中途先后离开中国、留学海外,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从而彻底改变了各自的命运。很凑巧,姐妹俩一个去了英国,另一个去了美国——两个她们名字里要赶超的目标国家。

    但是,我很清楚的是,5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大地,很少再有人——从当年发出“超英赶美”口号的政府,到当年全身心信仰的老百姓——为此而自豪激动,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条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的新闻。至少,同时发生的“李一道长作假事件”之类显然受到了全国人民多得多的关注。而还有少数人,读罢这条新闻的反应是气咻咻地骂上两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的社会现状,仿佛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反而是件应该遭到鞭挞的坏事!

历史经常这么无情和无奈,许多人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乃至慷慨捐躯在所不惜的宏大事业,过了不长的若干年后,会在后来者眼里变得毫无价值,甚而贬值成为几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嘲笑。“超英”和“超美”两姐妹的名字和人生际遇,就戏剧性地浓缩了这样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实际上,类似的境况远不仅仅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发生过。近来我每当读到与晚清史有关的书,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被一个问题牢牢抓住:

100年前中国的现代化先驱们(尤其是像严复这样的进化论者和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对国家未来所寄予的希望,根据他们当时设计的蓝图,今天来看,几乎全部都实现了:我们赶走了外来侵略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可耻帽子,并成为任何国家都不敢不认真对待的举足轻重的大国。用一句百年来始终在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如果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们的在天之灵能够亲眼目睹今日的神州大地,他们会认为这就是自己理想中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中国吗?会由衷地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感到欣慰吗?

我想,他们也许的确会欣慰,但伴随着这种欣慰同时,我们这些后人还一定会听到他们从坟墓深处发出的一声叹息……

我知道,绝大多数人会说,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使命是不同的。这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例如,在穷凶极恶的外敌大举入侵、亡国灭种就在眼前的危机时刻,首要任务当然是保家卫国,哪里顾得上其他?但是,我很想提醒国人认真思考一下下述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了实现某一当下看来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会不会最终反而成为通往更加根本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拿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终极目标”来说吧,至少在我看来,正因为百余年来始终将“国家”这个东西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才把我们一步步引向今天的尴尬境地——当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如此显得富强的时候,这个国家中的许许多多个人反而充满了失落、挫败和愤懑,以至于“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历尽艰辛和牺牲后终于实现之时,竟变得一文不值!

那么今天又如何呢?“超英”和“超美”确实正在失去它曾经拥有过的感召力,但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压倒一切的主流呼声和目标。因此,当时下有些人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稍微思索一下发生在我那对邻居孪生姐妹名字里的荒诞剧?不久以后的若干年,今天那些无畏的牺牲在我们后辈的眼里也很可能同样一文不值,甚至反而阻碍了他们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

我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我看来,不同的价值是有高低顺序的。重读中国过去30年、60年、100年的历史,我自己所得到的最深刻也最痛彻的体会是:如果不把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核心位置上,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难以走出“超英赶美”式的循环和悖论。

写于2010年8月21日,发表于2010年8月29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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