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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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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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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水稻之争的政治化扭曲  

2010-06-12 16:34:29|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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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也许会令许多人难以置信,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上争讼最为激烈且热度经久不衰的焦点话题其实既不是房价,也不是暴力拆迁,而是一个普通人看似几乎插不上嘴的专业科学问题:转基因水稻应不应该商业化?

    大概是为了唤起更多人注意,反对一方不断喊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之凶”、“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他们还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形容为“国民自杀计划”、“民族的噩梦”……拥护的一方则大多端出许多高深的科学原理及实验数据,并指责反对者“缺乏科学素养”、“意气用事”。舆论界的一些好事者,如郎咸平和方舟子,也都先后卷入这场在我看来的确是相当意气用事的纷争。

    事出200911月底,农业部门向两种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生物安全证书;而当今年131日公布的一号文件公开提出“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以后,争论明显升格并趋于白热化;随后,激辩的战场甚至又移师到春节后举行的全国“两会”上……这样的汹汹民意逼得农业部在3月分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作出说明:发放安全证书只是对科学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评价与肯定,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那么,这场按理说应当局限于由生物学专家组成的学术小圈子(或最多扩大到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怎样一点一点演化为一场全民辩论,进而使辩论双方的话语日趋极端化的呢?我近来阅读了不下10万字的相关材料,并对它们作了一些简单梳理。我发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在三条虽互有关联、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主线上展开的——

    十分自然地,争论的最初核心是安全,它又由两个大问号构成:转基因水稻(其实亦包括其他农作物,只是水稻作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格外引人关注而已)的大规模商业化推广是否会危害人的健康?是否会危及生态环境?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压根没有资格参与的前沿科学领域。事实上,参与者也多为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专业人士。但从他们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数据竟是如此南辕北辙这一点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直到今天,这在国际生物学界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即便持“无害论”的科学家据主导地位。我还注意到,反方阵营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反对进行生物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小规模实验,他们激烈反对的只是它的大规模商业化。而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批准粮食转基因的商业化,其中包括较早开展这项研究、并且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于中国的美国和欧盟?

    然而很快,争辩的主战场就由“是否应当谨慎对待一项新技术”这样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转移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本身——问题上。这使得争论迅速升级和升温,依我看,这也是一大批对政治的热衷远远高过对科学的兴趣的评论人士自此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大放厥词的主要原因。据说目前全球的转基因农产品技术专利基本被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德国拜耳三家跨国公司垄断,而且转基因稻米是不能“留种”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未来中国不仅每年要向外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用。并且,千百年来养育了中国人的稻米种子将在很大程度上纂在外国人手里!联想到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具有的潜在危害性,只要再往阴谋论的方向上稍微再作一点点合理想象,在一些原本就反西方(特别是敌视美国)的左翼人士眼里,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比当年的鸦片毒害更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谋财害命”的工具!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事一旦陷入到这个逻辑里,为数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就会顷刻间丧失殆尽。我这么说并不仅指转基因的反对者,实际上不少拥护者(据说主要是所谓“自由派”)的思维模式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如果说,到这一步基本属于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常见的公共意见表达的话,那么再接下来,这场争论差不多就完全陷入了“没有道理可说”的境地,它们大多混杂着对国家现行决策机制的正当批评与对一些关键人士的恶意猜测和阴暗揣度。至此,一场科学辩论最终演化成针对把持国内政、学、商三界、勾结外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的一小撮“权贵”的大批判。据说,中国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与像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巨头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陷阱。它们先是通过向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深造机会等手段,培植了一大批“美国利益”在中国生物科学界的忠实代言人;待这种“润物无声”的渗透逐渐水到渠成,它们又通过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关键官员行贿的办法,推动政策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开绿灯……这个过程,早在十多年时间就已经完整地规划实施,今天终于到了“大丰收”的时候。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政策导致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益变化、科研机构对国家将要投入的200多亿元史无前例的“重大专项经费”的争抢,围绕转基因商业化的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正在迅速孕育膨胀……

此外,除了上述两种转基因粮食的安全证书是如何被批准的以外,在这条战线上还衍生出另一个许多人——尤其是城市白领——极为牵肠挂肚的“支线”话题,那就是将来一旦商业化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即公众是否有权详细地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或者其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网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知情权”不能被漠视或忽略。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恐怕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作为中国人主要粮食的转基因水稻,它的商业化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纠结在上述这三条战线上的大多数纷扰聚讼中,我所看到的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实际上与转基因水稻及其商业化毫无关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中介物罢了。

    科技进步能够造福于社会,也可能为祸人间,这是一条毋庸争辩的简单的大道理。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一项具体的新发明?这个问题恐怕最终还是得托付给该领域内的科学家。因此,就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条战线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科技权威的极端不信任。在第二条战线上,那些一心保卫“粮食安全”和牵挂“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对的也根本不是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他们反对的是向外国人敞开中国市场。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专利掌握在中国手里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刻转变成转基因商业化最热心的拥护者和推广者。因为这样以来我们就掌握了别人——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这一定是他们最热切地幻想的。至于在第三条战线上因怀疑权贵们吃里爬外、暗箱操作、钱权交易而与前两种人结成“统一战线”的“同志们”,他们反对的其实是目前中国的政策和决策形成过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众约束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农业部以同样“偷偷摸摸”(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的方式否决了一项转基水稻商业化的申请,他们或许一样会坚决反对。归根结底,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怎样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解剖转基因水稻这只麻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存在严重缺陷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然而我还是想要指出,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我并没有兴趣在这里开药方,但我想,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而言,如果我们真正本着试图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来考量,最终还是只能从食品与环境安全评估、商业垄断审查、商品信息完整披露等几个方面去着手——如果法律法规是齐备的,那就促其落实;如果还有漏洞,那就促其完善。我还相信,只有在这些具体事务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扎实成果,才是改进国家宏观政治状况的最有效和最可取之策。

令人遗憾的是,据我从一些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虽然那些正义之士不断高喊的“反帝”、“反腐”口号确实迫使农业部作出了退让的表态,但与此同时,湖北等地无证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和交易正在迅速扩张和蔓延……

写于2010424-25日,节选发表于2010429日《南方都市报》;补充修改于2010429日,完整发表于2010年第6期《社会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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