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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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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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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两次突破和两次引进  

2009-10-13 16:0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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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几年,我都要重新读一遍诸子百家的主要经典,上个月又重读了《老子》、《论语》和《孟子》。记得上一次大规模地阅读它们是在1995年,花了3、4个月的时间几乎通读了诸子百家的所有经典,其中还包括《列子》之类明显的“伪书”。相比之下,这次规模小多了,不过版本和注释每次都不同。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如果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的话,它们就是它的骨骼或主干。不管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它们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是真诚还是虚伪总之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没有了它们,也就不存在了所谓“中华文明”。

上个月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年:嘉靖与海瑞》的DVD,在我看来,这是近年来拍摄的所有历史剧中最好的一部。意犹未尽之余,我认真重读了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10多年前是一本畅销书,有点像易中天的《品三国》这些书在今天的地位,我初读它大约是在1998年。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在读完某一本书之后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至今都寥寥可数。我尤其记得本书结尾的那段话: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的确,正如黄仁宇的评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这是明朝的失败,也是中国2000年大一统皇权政治的悲剧性失败。我认为,这才是作为明史专家的黄仁宇先生所著这本书的更大的意义。中国有比较可靠记载的4000年政治文明史上有过两次大的制度突破。第一次是在秦代,它突破了殷周时期的诸侯分封的上古礼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这种制度创立于秦代,巩固于汉代,经过数度朝代更替以后的调整改进,重建于隋代,并极盛于唐代,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缓慢而不可逆转的衰败。到了明朝末年,它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之绝境,而有清一代“鸦片战争”之前200年的勤勉努力不过是其回光返照而已。中国政治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当然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革命,这次突破,到现在已历时近200年,但仍未取得最后成功,未来的端倪依然扑朔迷离,现在还很难断言其结局。不过我们也无需急躁灰心,因为2000多年前的那一次突破,自春秋始至汉朝建立,前后花了600—700年时间。相对而言,“鸦片战争”至今只走过那次突破的1/3时间。所不同的是,秦汉体制的突破是在中华文明内部自然演化生长出来的,而这次的“现代化”虽也有内部变革的要求,但更直接的是在外来文明的压力和挑战之下的被动适应,情况的复杂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谈谈外来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真正影响过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外来文化冲击也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从东汉初年开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次仍然是近代以后西方文明的引进。从东汉初年一直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中国用了一千年时间将佛教这种完全外来的思想文化彻底地中国化,并几乎天衣无缝地整合进自身的文化传统。无巧不成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却灭绝于穆斯林的战火,以后再也没有重生过。我认为,研究佛教的中国化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乃至吸纳整合西方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就像中国化了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一样,未来“中国化”了的西方思想文化也必然大不同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并朝这个方向自觉努力,那么近代以来那些从所谓“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激烈争论都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用生物和医学技术作比喻,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不是断肢续接,也不是外科手术,甚至也不是良种嫁接,它比较类似于现代的“转基因”工程。比“转基因”工程更困难、更不可预测的是,文化融合往往是不能人为主导的,人的自觉努力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的方向和结果却取决于许多不可测的机缘巧合。

当代中国正站在5000年历史中的两次“双重突破”的交汇点上:我们既面临着制度性的突破,又面临着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汉体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其文化内涵是从中华文化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心性,但没有对中国的制度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改变:不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这种“双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我在去年这个时候出版的一本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大课题,我自己原来为那本书定名为《走出“民族神话”——中国重新崛起的精神准备》,最后出版时被编辑改成了《下一站:中国》。

写于2008年3月1日,改定于2009年9月17日,发表于2009年9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随笔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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