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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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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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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是什么关系?  

2009-09-05 15:49: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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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了,很快又要到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不过,最近连续几年来每到这个时候总会传来些坏消息,今年也不例外。

从报纸上读到,就在新学年开始的前五天,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女孩却在家中割断煤气软管自杀身亡。此前她曾多次在自己的QQ空间日记里说,由于计算机考试没通过,拿不到毕业证影响就业,压力非常大,甚至提到过要自杀。惨剧发生以后,女孩的母校——上海科技管理学校忙不叠回应说,学校并没有将毕业证与计算机等级考试挂钩,女孩之所以没有拿到毕业证,是因为其他原因。校方还为此事“深感痛心”,表示“今后要加强学生的心理教育。”(《东方早报2009年9月2日A5版》)

这件事情使我立刻联想到一个多星期前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解读《规定》时指出:“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这条消息在8月24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布后,招来了铺天盖地的议论。

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被教育部特别授权,这听起来的确匪夷所思。但既然确实是授权了,那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眼下要对学生进行批评是多么不容易!这也再次揭示了我们这里双重扭曲的教育现状:一方面,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简直要把学生的脊梁都压弯了;另一方面,孩子们看似的确是越来越有主见,可稍有不顺就离家出走、跳楼自杀却又显示他们的神经已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当应试教育的繁重课程摧残着我们下一代的身体健康的同时,社会上经过多年发酵逐渐流行起来的错误的舆论氛围也在损害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离我家不到200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它也是上海市高校招生考试的考场。每年到了高考那几天,整个社区就不得安宁——马路边停满了接送考生的私家车,使得过往车辆严重拥堵;大批警察站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不仅沿途车辆不得鸣喇叭,就连小商小贩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压低了吆喝声……整个周边地区的正常生活仿佛都随着高考而暂时停顿。这一切,自然都是为了考场里的那片“安宁”。颇令人感动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自觉维护这一刻的安宁环境。那三天里,就连警察的脸色也柔和了许多……将心比心,家家都有孩子,都知道高考对孩子的今后人生乃至整个家庭的重要性,所有暂时的不便都能够克服。

不过,我虽然理解中国人这种“可怜父母心”,但时常忍不住思忖另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父母接送就会连考场都找不到的话,假如大街上几声分贝不算很高的零星的汽车喇叭声就会使答题发挥大失水准的话,我们大概很难指望这些已届20岁的孩子们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未来等待着他们的社会可不是这么一片宁静安详、一团和气的考场。当年的西南联大在天空中敌机盘旋轰鸣声下照样培养出那么多大师巨匠,这种传奇故事今后恐怕就连想象一下都不可能了。

请不要误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提倡“吃苦教育”的人。我甚至认为,所谓“吃苦教育”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反动教育理论(“反动”二字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它旨在把我们下一代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培养得与我们及我们的上一代一模一样。况且不同的时代对“艰苦”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在知识社会里要求我们的下一代去吃“种田”、“做工”之苦,本质上就跟要求现代城市人都学会狩猎技巧一样滑稽可笑。然而,人终究是需要承受过一定的挫折才会成熟起来,成长为有用之才的。我的观点是:精神上的挫折远比物质上的艰苦对人的成材更有价值,一个自来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一个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打工者意志力更差,更承受不了压力。

从这个角度说,我虽然同意时下的一种社会共识,即独生子女政策是造成今天的孩子们心理脆弱、人格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关键仍在于教育思想本身。或者更简单地说,我们把受教育者看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我的看法非常简单,教育是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强制的。不要说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就是成年的受教育者,如果不施以一定的惩罚措施,一味和风细雨般地诱导,教育同样不可能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正规形式的教育——哪怕只是培养兴趣的业余艺术辅导——无一例外都要有考试的原因。的确,成功的教师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和诱导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但我坚信,世界上永远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的心灵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不懈地追求并获得知识,通往真知的道路注定是崎岖艰辛的。一个优秀的教育者的座右铭应当是:我的教学内容和水准是可以自由讨论和批评的,但只要进了我的课堂,一切就得听我的!

我们现在遇到的真正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激烈竞争使应试教育之风愈演愈烈,而正因为眼见到孩子们背负的苦楚,社会舆论又异口同声地强烈批判应试教育之害。由于在人们印象当中,死记硬背、留课罚站之类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措施都与应试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大多数舆论错误地将反对应试教育偷梁换柱地改变成了反对教育中的惩罚性手段。事实上,对政府、学校、新闻媒体来说,这也是最容易的事情。谁都知道,应试教育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而在更加不易被察觉的另一个层面上,近年来中国社会权利意识高涨,也以扭曲的形式渗透进教育领域。追求公民权利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在一些评论者那里,也许是长期缺乏权利(至今仍缺乏)的一种矫枉过正和心理补偿的关系,对“权利”的争取变成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的怀疑和反对。有些论者毫无理由地将教师与学生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关系视为一种如同“官与民”的不平等关系一样应当加以改变的不合理秩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教师对学生进行批评甚至惩罚的“权力”是对学生“权利”的损害。于是,急于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他们可笑地把学生当成了他们的维权对象,把学校和教师当成了他们不遗余力批判的“强势群体”。这又是“现在的学生碰不得”的另一重要舆论因素。殊不知,对学生的批评乃至合理范围内的惩罚,恰恰是对学生接受良好教育这一权利的最大维护。

上海东方卫视在播发教育部人士解读《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这条新闻时,引述上海著名重点中学格致中学一位高级教师的话说,“过去的宽容到了没有底线了,但是现在我可以有底线了,可以要求学生怎么样了。”说老实话,我十分怀疑如今还有多少教师愿意批评学生。我的父亲就是一位退休的高中教师,他早就对“批评学生”这件事情灰心丧气了。除了升学率的软性考核因素外,过去教师批评学生的动力更多来自千百年来中国独有的师道尊严的传统。我非常担心,这种的源远流长的优良教育传统将被当今社会非常不利的整体氛围轻易地毁掉,今后教师与学生之间将会蜕变为一种纯粹的商业关系。

写于2009年9月2日,发表于2009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见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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