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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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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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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美丽新世界”  

2009-04-07 15:01:45|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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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那么,生为一个瑞典人到底有多幸福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病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自己整天心情阴郁,白天无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医生认为他可能患了轻度的忧郁症,这种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欧很常见,日短也长的冬季尤其是发病高峰。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星期的病假,并建议他平时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阳光。

病人听罢,立刻嚷起来:我们这里户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点天都没完全亮,晚上4点就已经黄昏,你让我怎么户外活动?哪里去晒太阳?恰好那时正值严冬。医生一想,病人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再给你加开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众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国家埋单的,而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度假胜地。

如果你认为这个夸张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那就错了。它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听来的,并得到了另外好几个瑞典人的证实。他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不忘记加上一句无奈的感叹:“不过这样的好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能了。”

这几天读到《南方都市报》和《东方早报》等报纸上不断有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脑子里不由得又冒出了这个令人无比神往的故事。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几个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个遥远的“幸福国度”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为这场学理层面的有趣辩论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它们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Norrköping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的森林茂密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我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办事拖拉的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人人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懒的。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而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的情况做类比:一般假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郎出头一点的话,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差不多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习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会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因为工资都是固定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而且,除非雇员自己跳槽,公司方几乎无法解除一个员工的聘用合同。正因为如此,在瑞典的管理培训课程中,团队合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我所接触到的瑞典人中,除了少数大企业主,一般的职员、小老板、甚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级白领,对这样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并无太多不满,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好逸恶劳。每隔四年,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选票投给奉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致在过去3/4个世纪里它执政的时间超过了90%。还有一个事实可能会令冒犯那些福利国家批评者的智力和推理——瑞典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据我的观察,一般雇员对于公司内男女平等之类问题的关注远远多过对更高薪水的渴望;而老板们似乎也很少认为自己不应该给雇员发那么高薪水的。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更是纯属杞人忧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曾经寻问一位哥德堡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为什么瑞典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的回答是:我们信不过那些大陆上的国家,在他们那里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在我们这里大多是公开的,加入了他们,难道以后我们的政府也像他们那样事事都对国民保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刚才说了,一个瑞典人如果答应了你什么,他是绝不会爽约的。可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的情况临时有变化,需要他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也是极为困难的。比方说合同上写好的两周交货,你要求一个瑞典供货商缩短到一周,就像你习以为常地要求一个灵活的温州商人那样,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他的回答一定是NO,哪怕你多加两倍货款给他。至于一个老板想让他的员工加班加点或放弃休息天以缩短一项工作的工时,那简直比改变这个员工的宗教信仰还要难!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和“养懒人”,但我觉得评论这类事情的好坏,关键取决于你站在什么人和什么样的立场上。而且,这种“刻板”或“僵化”或许更多地与民族性有关,并非“福利国家”造成的。

诚然,福利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甚至注定是难以维系的。但根据我在瑞典的观察,其根源不在于我们这里的评论者所言的似是而非的“大锅饭”、“养懒人”。我认为这种隔靴搔痒的评论基本上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象,我想重申一遍:千万不要把福利国家想象成改革前的中国。

事实上,福利国家的问题源于更深的社会精神层面。

在瑞典的几个月里,让我感触良多的是这个国家里人们普遍的平静状态,就像我一再指出的,你看不到惟利是图、不守信誉的奸猾恶人,但你更遭遇不到我们这里几乎遍地都是的渴望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以及狂热激情。可能正如托克维尔在其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预见的那样,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是不鼓励精英和出类拔萃的才智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类平等社会的几臻完美的形态。对于具有真正创造力在天才来说,社会赋予他的金钱财富方面的物质奖赏永远是第二位的,他的第一位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但在瑞典这样的人人平等地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生老病死的优越保障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对那些各领域里凤毛麟角的精英抱有的不是敬意和羡慕,而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乃至敌视。久而久之,人们都被一种平静的社会氛围教育和熏陶得心平气和,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觉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殊成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

福利国家损失的不是局部的效率,而是整体的创造力。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与从事一项具有开拓性的不朽的事业,不是一回事情。瑞典社会充斥着极为细分化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能够把本专业的问题及工作研究和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细致精微程度。但是,瑞典没有“大师”,即便是英格玛·博格曼这样曾经为瑞典赢得了全球性荣誉的人物,在一般瑞典人的心目中也赢得不了多少好感和景仰,媒体上时常出现关于他的报道多半是些希奇古怪的花边新闻。如果说几十年前的瑞典还涌现过许多各行各业的了不起的人物和成就的话,我敢说瑞典未来几乎不可能诞生英特尔、微软这样引领时代潮流的企业和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这里还是要提醒读者排除一个误解:瑞典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它的经济科技实力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我的意思是说,它能够优越,但不太可能卓越。当然,瑞典人可能压根就不稀罕卓越。

生活在瑞典,你既不必奢望自己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穷困潦倒;既没有什么能让你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你愁苦。你能够做的只是平稳而丰裕地过完一段人生——瑞典在竞技体育和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就因此很了不起。福利国家解除了其他任何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大多植根于此的人类痛苦,但它同时也解除了人内心世界的张力。因此在我看来,完美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它是向往富足和宁静生活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天堂,但却是极少数天赋创造者难以忍受的玻璃牢笼。然而,当这个天堂把这些少数人关进牢笼以后,它也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于是,福利国家就成了静止的天堂。

沐浴在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我可以有十分把握地说,一个福利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引领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世界性大国的。因此,这种模式也许非常适合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但如果美国也想把自己建设成为福利国家,那就等于主动放弃世界的领导地位。至于福利国家的模式是否适合中国,我不想评论,这正是眼下这场的讨论价值所在。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建设的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公正的而不是一个特权肆意横行的国家,之后才谈得上在崇尚自由的高竞争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国家和崇尚平等的高福利同时也是超稳定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我,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福利国家里幸福的福利国家批评者,而不是一个缺少福利的国家里不幸的福利国家鼓吹者。我绝不会去做一个缺少福利的国家里糊涂的福利国家批评者。

写于2009328日,最后改定于200941日,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942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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