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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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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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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  

2009-04-25 11:11:42|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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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一位名叫陈湛匀的经济学家日前因论文抄袭的缘故,被校方撤消其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陈教授为近来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丑闻事件的一连串主角名单上又添了最新的一个名字。一个多月前,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也因类似问题被开除,并牵连到他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以及该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一度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议。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发现并查处了数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论文抄袭剽窃事件。就在近几天,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的一篇文章也因对他人论文的“过度引用”而备受舆论质疑……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学术失范事件背后都有利益的驱动。而且我们还发现,除了以往常见的沽名钓誉、职称晋升之类的动机,新一代的“文抄公”们越来越与学院外的商业利益眉来眼去。更令普通善良人哭笑不得和心灰意冷的是,一些学术不端事件被举报和揭发,并非出于正义,而是明显地烙下了不同的权力和商业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纷争的肮脏印迹。这使得素来高高在上的学术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连象牙塔都这么容易沦陷。

对学术圈中人来说,这些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正是鉴于此,许多学术界人士从10多年前就开始不断呼吁并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得到共同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不能说一点进展都没有,但成果有限却也是事实。

根据一般的逻辑,为了杜绝贺海波和陈湛匀这样的丑事,必须要对学术生产加强管理和监督。至于如何管理和监督,经受过一定程度启蒙的现代评论者当然不会说靠给学校派去一个德才兼备的好校长,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要靠制度。事实上,这个领域的国家主管机构教育部也是这个认为的,周济部长不久前就曾明确要求,高校要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和惩处制度,还要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总之,要运用道德教育、制度约束和外部监督三种力量,使人不愿、不能和不敢违背学术道德。

  制度这个概念,是制度不健全的中国社会中最具有魔力的东西——政治的清明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制度;企业的效率要仰赖现代企业制度;学术的昌盛自然也离不开好的教育科研制度。可是,很少人有意愿认真地思索一下制度是怎么来的,更少人有能力细致地梳理一下不同领域内的所谓“制度”(其实也就是规范)有那些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也许正因为政治上的失望最多的原因,许多人渐渐地养成了经济、文化等问题把一切都当作政治的思维模式。不是有一句著名的话吗?政治好了,一切才会好。对这些人来说,似乎评价一个教授、一篇学术论文与评价一个市长、一篇政府工作报告应当使用相同的标准。

这使我联想到前段时间一些评论人士热议的“高校民主太多还是太少”的话题,在我看来,正反两方说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情。认为高校不应该过分强调民主的人其实是想说,判断学术水准的标准不应该看它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反对学术政治化;而主张高校民主远远不够的人其实是反对行政权力对学院及学术的粗暴干涉,反对高校衙门化和教授官僚化。说到底,两者是一枚分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没有高校自治、教授办校,何来学术的独立自由和非功利性?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对舆论呼吁并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响应的所谓“制度化”持怀疑态度。不管未来约束学术的制度制订得多么民主,执行得多么透明,它都是一件依靠外部力量套在学术身上的衣服,都会强化行政对学术的干预。

检视近代以后西方大学的发展演变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合理的学术规范严重依托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共同体。这是因为,学术具有与政治、商业迥然不同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和水平,既不取决于它是否得到社会上大多数公众的认可(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时,在全世界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它的听众),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服务于商业的、政治的或其他的利益(陈景润刻苦研究的成果里面毫无一点商机可言,也无助于中国的民主法治)。

教育部制订的一套制度,假如它确如教育部官员说得那么公正透明,或许对打击严重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确有一定作用,但对鉴别和提高学术水准却可以说是一点用处都派不上。如果我写了一篇充斥着毫无创见的陈词滥调(但不是抄袭的)的新闻学论文,相信不管是上级领导的指示还是社会社会大众的监督,都很难辨别出它是的真实内涵,只有我的有水准的同行才能清楚地看出它的蹩脚。可能更为糟糕的是,正因为有这样一条发挥着巨大效用的制度绳索,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得不更加讨好上级领导或社会公众。这就是行政干预学术的恶果,且不说过去那套官本位的“人治”式干预暂时还没有希望被摈弃,就算换了一套民主透明的“制度式”的干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说一句许多读者可能不太爱听的话:学术论文可不像新闻报道,归根结底,它是写给那些有水准的圈内人读的,而不是写给我们这些门外汉的。

一个由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不掌握教育部和科技部所拥有的任何行政权力,更不具有法律方面的约束和惩罚力量,可是它却会比这些衙门更有效地遏制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因为这个共同体内的学者一旦被发现有不检点或更严重的问题,会立刻失去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同行将会以鄙夷的目光看待他,课题将很难再申请得到,学术期刊将不再发表他的文章,课堂上的学生会离去……对于一个教授和研究员而言,他所隶属的专业对他关上大门,即意味着他事业生命的终结。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虽然他看起来并没有遭到多少处分和制裁。在西方学术界,不要说一个教授有论文抄袭行为,仅仅是他过多地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相对肤浅的“豆腐干文章”,都会招致学术圈的反感。而如果某个专业学者曝出重大学术丑闻,整个专业圈子都会蒙羞。

显然,中国学术界长期不能建立一个起码的学术规范,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对外荣辱与共、对内资格审核严格的学术共同体。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一言难尽,但我认为,未来想要真正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杜绝各种学术不正之风,没有什么比重建这样一个共同体更加根本和紧迫的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则是让行政权力和具有行政色彩的各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僵化体制退出学术的象牙塔,还它以一种自治的生态。

写于2009423日,发表于2009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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