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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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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是怎样变成“丑”的?  

2009-04-21 16:33: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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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父亲教我读《孟子》,读到其中的《公孙丑》上、下两章时,我幼稚的小脑筋百思不解:古人真是奇怪,竟然会取这样一个难听的名字!

后来学习并逐渐掌握了繁体字,这个疑问才总算烟消云散——丑陋的“丑”字原来应该写成“醜”,而“丑”则是十二地支中的一个专用字,汉字简化时把两个字合并了。我估计,在许多不熟悉简体字的港台语文教师眼里,把“醜陋”写成“丑陋”是写别字,要扣分的,相当于我们看到有人把“报纸”写成“抱纸”一样。在简体字中,类似这样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取代笔画较多的同音字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复(复、覆、復)、后(后、後)等等……据专家说一共有40多个。当然,这还只是简体字的众多“问题”之一。但不管怎样,那个小问题使我第一次对自己每天都在使用的简体字产生了不太尊重的印象。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议花10年时间逐步恢复使用繁体字,曾引发空前争论,成为经济问题压倒一切的今年两会上受到媒体关注的一桩不小的热点事件。我想这与近年来社会上日益升温的重估和反省传统文化及文化政策的整体性思潮有密切关系,这类讨论显然是多多益善。

然而,我仔细阅读了媒体上支持和反对恢复繁体字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评论,总觉得热烈有余但还欠缺了点更加根本性的东西。正反两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例如,恢复繁体字“有利于加深大陆与港台乃至全球华人世界的沟通”、“有利于提升现代中国在东南亚及全球的文化亲和力”;或者,“恢复繁体字的社会成本太大,是一种折腾”、“语言文字本身是不断发展的,恢复繁体字是一种历史倒退”等等。概言之,这类争论的逻辑几乎全都是从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基本立足点出发并展开的,即文字仅仅是工具,其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目标才是它的目的。沿着这样的逻辑,汉字的简繁之争实际上也就被转换成了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见解之间的争论。

我却认为,这种工具论式的基本前提不仅无助于我们加深对汉字演化问题的认识,反而很可能把一场刚刚兴起的有价值的讨论引向歧途——极端地说,如果恢复繁体字的全部目的就系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话,那么,更好的办法不是恢复繁体字,而是让中国人人都学会英语;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不放弃简体字的原因是那样会增加识字难度和文盲比例的话,那就应当继续将汉字简化,直至实现完全拉丁化(拼音化)。因此,有必要提出另一种不同的前提预设:在探讨语言文字问题时应当把它本身视作目的,尊重其固有的意义和逻辑。

大约三年前,我正主持上海东方早报的评论版,曾收到一位参与当下国家文字规范工作的前辈文字学专家的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他列举许多例子向素昧平生的我讲述了他们在编纂规范汉字的过程中是如何经常受到外行的“上级领导”的行政干预的,希望通过我呼吁全社会尊重学术专业,尊重语言文字本身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老学者在信里说,他并不反对汉字简化和一些异体字的归并,但他强烈主张所有这些“改进”或“规范”都要有经得起推敲的语言文字本身演化历史的依据,而不是随意拍脑袋行事。看到今天这场简繁体之争,我不免心生慨叹:这位老前辈的无奈和痛心,看来将要绵绵无期了。三年过去了,“瞎指挥”的“上级领导”依然故我,现在又多了无数个看不见的“人民群众”。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恢复繁体字,有一个客观事实,只要稍有文化修养的国人都不会不知道:严肃的书法作品至今仍仅限于繁体字,而印钤艺术甚至连繁体字楷书都不接纳,它似乎永远都只认得小篆这种古代字体,这也正是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篆刻的原因。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为了证明繁体字优于简体字,篆书优于楷书,那无疑是荒谬的。我是想进一步说明上文已经述及的一个观点:文字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命、价值和逻辑。至少单就审美价值而言,书法这门艺术是不认可简体字的。

当然,文字的这种独立价值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其中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文化基因延续使命。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或其他目的,借助行政力量人为地阻断或扭转语言文字自身的自然演进轨迹,将导致难以预估的后果。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像韩国、越南、土耳其这类使用“人造文字”的民族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危机,因而这些民族和国家近来也颇多反思。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需要稍加解释。文字当然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现存文字——如汉字——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萌芽、成长、演化而来的,但也有少数文字是在某一时刻由某一群知识分子依据某一种规范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这就是我这所指的“人造文字”——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与文字是分离的,它们使用汉字书写;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突厥民族语言,但借用了阿拉伯字母及大量阿拉伯语词汇。这些国家在近现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过程中先后“发明”了自己的书写符号,取代了原来的“帝国文字”,有些比较极端的——如土耳其和越南——还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文字拉丁化。

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次汉字简化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语言文字“革命”。一次是2000多年前秦统一之后的“书同文”,另一次就是“五四”时期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化运动”。前一次基本上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后一次则既源于政治等其他因素,又受到语言文字本身内在演进动力的有力推动。今天我们无论站在何种立场上去评价这两次“革命”的功过得失,都不能否认它们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重申一下,我并没有认为语言文字的“革命”都是坏事,我只是想强调,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因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化影响至今仍远未完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本人对于是否应该“废简复繁”这个问题并无定见。我更希望这场简繁之争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问题的理解,以期为日后公共文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一种比半个世纪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所谓进步。文化有其自身的意义,遵循着与政治、经济不同的运行逻辑,还经常反过来对后二者施以强大的约束和影响。我们不妨思索一下这个问题:从五四到现在,从大陆到港台,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和政策规定过书面语言必须使用白话,但为什么海内外很少有人呼吁恢复文言?相反,大陆明文规定且强制推行简体字,为什么却反而有那么多人赞成恢复繁体字?

当我们把“醜”写成“丑”的时候,我们失去的远不止是那几道繁复的笔画,得到的也远不止是简化带来的轻松和解放。

写于2009年3月21日,节选发表于2009年3月26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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