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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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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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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薪风暴”从华尔街刮到陆家嘴  

2009-02-14 19:21:51|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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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条非常吸引眼球的新闻说,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向各有关单位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收益等构成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税前280万元人民币。
    还有媒体称,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一项旨在进一步规范所有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问题的政策文件已基本完成,现正处于征求相关部委意见阶段,而财政部下发的上述“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属于这份《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所有国企中,金融类国企高管的高薪一直异常显眼。过去两年来,中国平安马明哲等的“天价高薪”时常被拿出来作为舆论抨击商业不公正的有力证据。据2007年的一份公开数据测算,金融国企高管年薪不仅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还比本来就不算低的央企同行年薪的均值高出27倍。不过,在更多分析人士那里,有关部门之所以急于抢先端出这份封顶280万元的国企干部“工资单”,更多地是因为感受到了大洋彼岸刮过来的限薪风暴的力量,同时也是对国内舆论口诛笔伐的“国泰君安高薪计划”表达出一个及时回应的姿态。
    明星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一出,深陷经济危机中的全世界为之齐声喝彩。欧美资深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对银行家采取的打击运动,其影响范围将会相当深远。美联社2月6日的一则报道援引伦敦证券行业一位分析师的话说:“这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连锁反应。人们会坐起来,留心哪里有出现问题的银行。”
    “黑心”的金融家们还没来得及坐起来,就发现“限薪风暴”已经席卷半个地球。
    经济形势水深火热的俄罗斯正在考虑工资封顶的可能,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呼吁结束银行家“毫无限制的贪婪”。
    甚至在奥巴马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欧洲已经出现遏制银行家工资的行动,以换取政府的紧急救援资金。在英国,好几家接受政府救援的银行董事会成员已经被迫放弃奖金。德国政府也已规定,接受政府救援资金的银行中,管理高层年薪不得高于50万欧元,不得再有其它奖金和股息。
    限制奖金和基本工资的行动已经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瑞士,政府已经提议遏制银行家的奖金,但尚未达成正式一致决定。挪威银行的高层在政府发布任何工资封顶规定前就已有所行动,承诺将自愿冻结他们的工资。荷兰政府则规定,接受政府救援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中,高层的解雇金不得多于其一年的工资。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再施压,要求接受国家救援的公司高层放弃奖金。在政府准备再注巨资到银行之际,银行高层同意放弃他们2008年的奖金。一家法国投资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说,萨科齐可能很快就会宣布对银行、汽车制造商和其它接受政府救援企业的高层工资封顶的正式规定,他可“不想被奥巴马抛在身后”。
    而在当地时间2月11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长达7个小时的听证会上,接受美国联邦政府救助的华尔街八大金融机构的CEO遭到了不留情面的质问和嘲弄。媒体凭借说,听证会更像是一场“批斗会”。
    基于中国过去10多年来贫富分化日益尖锐的社会背景,奥巴马“限薪令”在我们这里赢得的掌声尤为热烈。不识相的中国最大证券公司国泰君安偏偏赶在这当口端出高额内部薪酬福利计划,论者理所当然地顺手抄起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美国造”舆论武器,使倒霉的国泰君安变成了一只十足的过街老鼠。
    我素来十分反对把西方发达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情况做简单直接的类比,因为那非但产生不了太多实际借鉴意义,也许还会引起致命的思想混乱。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奥氏“限薪令”的依据和前景。
    根据这条规定,那些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万美元,额外薪酬必须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发放,而且要等这些公司清偿了纳税人的钱之后才能授予。
    奥巴马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公司本来是要破产倒闭的,在接受了美国政府的特别救助资金后,它们的实际控制人已经变成了国家。奥巴马当然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公司董事会的职权。50万美元对于我和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很可能已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但对华尔街的那些高管而言,这笔钱的心理效应大概相当于让我们这里的大型金融企业——比如说国泰君安——的老总一年拿10万人民币的总收入。因此,尽管华尔街的CEO们能拿到这么多钱已经很让你我艳羡不已了,但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只值这个价,而且事实或许也确实如此。那么,“限薪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真实效果呢?在我看来无非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最可预料的一种情况是,这50万仅仅是表面文章,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约束高薪的初衷。正如《华尔街日报》2月6日一篇报道中引述一些咨询师和律师的话指出,政府过去限制高官薪酬的措施基本上都事与愿违,这次新措施可能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最严厉的措施可能将只影响少数企业,其他企业则可以通过对额外薪酬进行股东投票规避其中一些限制。报导还提到,一些人相信这一计划不会限制薪酬总额,因为它允许企业提高限制性股票奖励。
    假如年轻气盛的奥巴马决意将“限薪令”进行到底,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种情况:真正的优秀人才会从华尔街大量流失,留下的则是本来就无处可去的平庸职员。德国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2月5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全面限薪可能会促使这些金融机构中最好的员工转投海外竞争对手。约瑟夫·阿克曼是去年德国收入最高的银行家,他所效力的德意志银行拒绝了德国政府的援手。“有才能的人会乐于为我们工作。说到底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关键是谁拥有最棒的人才。”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这样写道:“华尔街明白,没人愿意为政府干活。”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仍有少数顶尖金融人才甘愿接受低薪继续坚守华尔街。他们中有人或许怀有在最危难的时刻报效国家的高尚理想;也有人会寄希望于在逆境中奋力一博,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为今后的职场生涯赢取一个更加金灿灿的前程……
    但不管怎么说,50万美元,在华尔街留不住、更招不来几个真正的金融家。何况那些政府暂时接管的金融公司现在急需的还不是一般的能人,而是像昔日杰克·韦尔奇那样能够妙手回春的了不起的大企业家。由此来看,奥巴马“限薪令”的真实前景恐怕不会像他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话语那样,令正在愤慨不已的美国人民大快人心。
    是的,奥巴马和民主党参议员们可以用“贪婪”、“可耻”甚至更严重的道德指控痛斥华尔街的精英;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卢格曼或许说得也没错,正是“里根革命”以来政治风向的变化导致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显著拉大。本次金融海啸也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的缺陷,但它并不会动摇它建国24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法治基础和契约精神。因此,面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华尔街精英,大部分美国人只能无奈地承认: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狡猾、也更善于利用游戏规则为自己谋利。说到底,不管这套规则在社会公正的政治层面上究竟合理还是不合理,至少它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就看谁的脑子转得更快。
    以国泰君安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的智力发财的话,中国的金融富豪们靠得则主要是国家权力。我在这里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在全国100多家证券公司中,国泰君安的经营业绩是名列前茅的,而公司员工的平均收入状况却是偏低的,大多数小型省级券商都比他们高。就算不像国泰君安最新澄清的那样,32亿元不是“计提”而是“实发”,情况仍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中有那么多大型公募基金的经理人纷纷跳槽到私募那里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从局部的逻辑来看,国泰君安是非常有理由因为媒体对它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大声鸣冤叫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金融业在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虽然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合理不能完全由国泰君安来承担。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金融行业的基本逻辑,可以作一个十分简洁的概括:多年来国家一直将金融市场视为国有经济融资脱困的工具,而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开平台。立足于这一基本逻辑,国家对金融行业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垄断,以期确保绝大部分优质金融资源始终流向国有企业。不过,这种政策导向由于排除了“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中根本性的手段,不仅没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对国有企业和金融行业造成了双重扭曲——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能够以比真实价格低得多的成本源源不断地获得金融“输血”,其经营管理水平不可能取得国家原来期望的真正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企业本身由于既受到频繁的政府指令干预、又得到行政垄断保护,它们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铺张奢靡浪费等等造成的成本算到所谓“政策性负担”的帐上。
    因此,再说得简单一点,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加谙熟游戏规则的漏洞而暴富,而他们的中国同行则是靠政府不允许大多数其他人与他们玩公平游戏而维持高薪的。同样是搞金融的,如果在华尔街,你需要比别人更灵敏狡猾;在中国,你需要亲近别人无法亲近的公权力。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将奥巴马“限薪令”与国泰君安高薪计划作比较时必须抓住的重点。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暂时限制高管薪酬;对中国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让游戏对所有人开放。
    如果中国也必须限制一些什么的话,依我看,再没有什么比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更加重要和紧迫的了。至于正在热炒的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国有金融企业高管最高年薪280万人民币”的“管理办法”,在我眼里不过是对奥巴马“限薪令”的并不高明的东施效颦,况且这次,那个西施的做法本身就很不高明。
    写于2009年2月7日,改定于2009年2月13日,部分发表于2009年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全文发表于2009年2月14日《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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