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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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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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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愿望”与“达成愿望的手段”——我看“民意”之一  

2008-07-28 10:54:58|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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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发表于2008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报纸评论工作,最大的感触是,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谨慎,但我们社会中“民意”的表达渠道却正迅速壮大和通畅。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民意”还凭借其表达有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我为自己能够在第一线亲身体验国家的这种进步而庆幸。

    但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往往总是容易将社会筛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留给温和中间派的空间十分逼仄。面对当下日益高涨的对“社会公正”的民意诉求,我所听到的回应基本可以简单地分为“轻蔑敷衍”和“一边倒赞成”两种态度。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精英人士,对权力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使他们习惯于以永远正确的“救世主”自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绝大多数“民意”属于贪婪无知的无理取闹,即使不便加以公然压制,也无须过多理睬。持第二种观点的大多为经常在一些都市类报纸和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业余时事评论家,离读者近、受到读者欢迎是无名无势的他们的最大本钱。这也促使他们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进而沉浸在强烈的道德优势感中,将自己视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言人。

    我对上述两种人士均怀有难以掩饰的反感,对于“民意”这个问题,我的态度与他们都不同。我认为,应当将“民意”依据其内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民意”所表达的“愿望”,即大多数人对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得到何种改善的要求。在我看来,“民意”的这个部分是永远正确的,不仅应该时刻得到当政者和全社会的认真倾听,也理应得到逐步满足。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西谚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但问题通常不那么简单,于是就进入了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民意”的内容除了表达愿望以外,往往还经常含有对如何达成这种愿望的看法和要求。我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指出,鉴于大部分民众不具有分析这类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框架,且他们生活和思想视野的狭窄,“民意”的这一部分内容一般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不可行的,它应该得到倾听和重视,但不应该轻易地被满足。我并不想站在精英主义者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不得不服从专业。民众有不满需要得到解决,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但他们很少不是从自己的单个利益出发,希望采取他们所能理解的最简单方便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每个人因为教育和职业的关系各有其专长和不长。俗语所谓“隔行如隔山”,治理国家同样需要专长。好比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医生天经地义的职责,但如果我们要求医生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开药,那就很不合理,除非我们自己拥有医生执照。解决社会问题与治疗疾病没有本质区别,但因社会比人体更加复杂而对专业要求更高。医生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为任何病人的任何疾病做治疗,但病人不能因为自己支付了诊疗费或患有相同症状的数量众多的病人意见一致就指挥医生如何治疗。

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病人都不会这样做,因为那只会害自己。但为什么一碰到社会“病症”,痛楚中的人们就不那么理智、常常要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和别人开药方呢?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民众不信任那些“社会医生”。他们认为,这些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专业人士不是滥竽充数的庸医,就是更加可恨的牟利者,他们开药方时想的根本不是“病人”的安危,而是怎么从中捞取最多的回扣。我认为当前的这种社会情绪既普遍又合理,但我想指出的是,理性地来看,这个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开药方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来解决。

的确,没有人比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疾苦更有切身感受,但这种切身感受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对社会进行改进的愿望和动力,而对社会如何真正有效地改进并无任何实质性帮助。正如从来没有学过医的病人给自己开药方是在害自己一样,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对社会乱开药方不仅丝毫无助于改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处境,反而经常害人害己。我的一位朋友曾私下里对我说,“依我看,现在那些唱高调的所谓‘穷人经济学’,真正实施起来,多半会变质成为‘使穷人更穷的经济学’”。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民众不容易看清楚的,在当今中国,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巧妙假借“民意”力量损害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牟取不正当私利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其实我们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悟出相同的道理:没有医德的坏医生往往出在那些对病人有求必应的人当中,真正有责任心的良医会认真听取病人对症状的描述,但很少会顺着病人自己的心思开药方。在医治“社会疾病”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必要牢记“良药苦口”这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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