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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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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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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进步的里程碑  

2008-06-03 23:21:01|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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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5月26-28日,发表于2008年6月2日《上海商报》(http://www.shbiz.com.cn/c

【季冰按】:本文的主要观点出自上海商报社社长谭建忠先生,我是一个执笔者。因而本文不能被视为我个人的“作品”,甚至都不能算作是我的作品。

    “2008年将是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式登场亮相的一年”、“2008年:世界的‘中国元年’”……西方媒体曾怀着复杂的心态作出上述预测。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中国的首次全面“登场”和“亮相”竟会以这样一种姿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突然降临四川汶川。山崩地裂的瞬间,数万人的生命被吞噬,数十万人的肢体和心灵遭受重创,数百万房屋损毁,数千亿财产灰飞烟灭……当西方报纸用“中国地震震动半个亚洲”的标题报道这次灾难时,敏感而迷信的人耳边也许会不由自主地响起拿破仑在200年前的那句谶语:“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这次空前的大地震造成的灾难令人震惊、令人痛彻心肺,然而大地震以及旋即展开的抗震救灾也同时筑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磁场,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个磁场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洗礼。这个古老而重新焕发青春的民族在世界面前展现了它的空前凝聚力、它那悠久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弥足珍贵的伟大价值,和由此产生的强大现实力量。更加令世人瞩目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次重大考验面前还迸发出了许多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和突破,这些高度契合时代精神的创新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将成为中华民族未来现代化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对于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已是家常便饭,新中国成立以后,抗击灾难的社会性宣传和全民动员也早已让我们耳熟能详。与以往每一次都明显不同的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最响亮、甚至也是唯一的口号只有两个字:救人!“救人是第一位的!”、“救人是重中之重!”……这样的话语既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口中斩钉截铁的命令,也是救援军警、医护人员、志愿者和捐赠者的行动指南,更是亿万民众心中的虔敬祈祷。万众一心历来是我们中国人面对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优势,这次抗震救灾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则明显地被赋予了崭新的精神内涵:在这种凝聚力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人道主义光芒在华夏大地的绽放。

    在3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中,过去每当遇到自然灾害或突发灾难,国家舆论首先或着重动员的往往是“不惜生命抢救国家财产”的“牺牲精神”。即使是救人的义举,似乎值得宣传的也是舍“小我”而为“社会”的无私奉献,而并非救人者与被救者的个体生命价值。简而言之,在过去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家和社会是一艘沿着历史规律的航程朝向神圣的历史使命航行的大船,个人则是这台象征“大公”的机器中的一个渺小的零件。过去的那些“英雄”,正是这一颗颗“社会螺丝钉”中的典型代表。而在这次的汶川抗震救灾中,全社会为之牵肠挂肚、竭力营救的“人”却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在他们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更令我们乃至西方舆论称许的是: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为在自然灾害中死难的普通民众设立哀悼日,并下半旗举国默哀,充分体现了一种抢救生者、尊重逝者的人道精神。因此,本次抗震救灾第一次将一个大写的“人”字书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无疑,这个大写的“人”字是执政党在新世纪以后一直高扬的“以人为本“旗帜的最好落实。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源自人性的普世性道德资源的话,本次抗震救灾中第一次得到鲜明张显的公民意识,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现代化则注定将发挥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意识基础之上的。这种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国民在精神上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其次是每一个公民在这种认同之下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仅数小时后政府首脑就亲临灾害现场指挥抢险,在其后的两周时间内政府最高决策层中的每一位首脑都先后赶赴灾区,行使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在迅即展开的抗震救灾中,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全面开动,民政救助、医疗机构全力以赴,社会各界和慈善团体也积极响应。媒体不断播报大城市里市民们排队捐款、献血的感人场面,最令人触动的是,这次抗震救灾中还首次出现了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媒体在这次灾难和救灾中的作用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府对于信息透明和新闻传播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允许中央和地方媒体积极投入前方报道,甚至对境外和西方媒体赴灾情现场也报以欢迎的态度。事实也证明,国内媒体在基本撤除了过去那种严厉管制的前提下恪尽职守,严格自律,当之无愧地行使了社会公器的神圣职责……可以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达寻常百姓,无须过去那样的动员,整个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在这次救灾中最大限度地尽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由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倾力投入,在这次灾难和救灾过程中,中国公民不仅知情权得到了广泛保障,全社会的民意也得以充分及时的表达,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国务院破天荒地作出“设全国哀悼日”、“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不正是从善如流地听从了广大民众的呼吁吗?公民凭借自己对国家义务的主动承担,换取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或许正是由于灾难的巨大破坏性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的默契的良性互动,公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强化,并被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5月19日下午,当国旗缓缓降下,警笛鸣响之时,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中国加油!”的口号声成为了这一刻全体中华儿女——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这一声发自心地的由衷呼喊超越了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将一个觉醒的现代中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从人道主义光芒的绽放和公民意识的形成、觉醒这两方面的意义上,我们说,这次汶川抗震救灾树立起了中华民族进步的一块里程碑。

    当然,我们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指这种精神本身的闪光价值,更重要的是指它对于未来社会转型所可能发挥的巨大功效,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士魂牵梦萦之所在。自鸦片战争无情地将中国推入现代世界体系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已经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现代转型之路上痛苦地摸索前行了将近两百年。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漫漫“历史三峡”的最后一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核心诉求目标,不管是冠之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中国的崛起”,呈现在21世纪中国人面前的目标日益清晰,那就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国家。

诚如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的,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核心是尊重个人价值,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正是建立在这种个人价值之上的普遍公民意识。虽然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上述两种精神价值呈现出觉醒的态势,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它们至今仍然十分薄弱,有待于我们今后不断地自觉发掘、培育和弘扬。

最近的两届政府一直将“民生”视为自己的核心关怀,而本次抗震救灾更是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的集中诠释。虽然这是朝向民主政治的大步迈进,但是“人本”或者“民本”毕竟并不能等同于“民主”。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应当是既承载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传统,同时又汲取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资源的滋养。其终极目标,则是由黑格尔阐发而被马克思推向高峰的反异化及人的全面发展,即所谓“实现从必然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上述两个来源中,前者强调的是政治(或统治)对人民利益的关切,后者则是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直接反动。现代民主政治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阐发的社会契约论,其核心是:政治(或统治)的合法性出自人民同意而非“神授”。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上帝之死”。但在现代社会,虽然“上帝已死”,但它却不断试图借各种意识形态和“主义”的面貌还魂,从而侵害社会中个体的正当权利。翻译成中国化的表达,这就是鲁迅先生曾经呐喊控诉的“礼教吃人”。只有确立将鲜活的个人价值而非空洞的“主义”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并使这一精神沉淀为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共同信念,“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从本次抗震救灾所展现出来的另一大历史进步即“公民意识”的层面来看,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基于权利和义务之上的民族认同。但恰恰是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脆弱和混乱。中国拥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皇权统治和历史更为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这种“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文化长期熏陶之下,普通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其说是指向生活其中的政治共同体,不如说是指向一种以“天子”为中心象征物的文化共同体。古代的所谓“夷夏之辨”说到底并非民族认同,而是一种想象中的文明与蛮荒的区隔。古代中国士人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曾经痛感“国人一盘散沙”,根源并不在有些人士断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生来缺乏民族凝聚力,而完全是文化传统使然。近代以后,中国为了融入和适应现代世界的竞争,踏上了艰难的转型道路,也曾努力想将自己从一个古代“中央帝国”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各种纷纷扰扰且相互敌视的意识形态又相继粉墨登场,从而对现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形成造成了重大的扭曲和混乱。可以客观地说,当代中国的国民认同中,既有对传统“中华”的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共同尊奉的价值体系的认同),又包含了新中国以后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教化(这形象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理想之中),同时还参杂着鸦片战争以后饱经创伤的屈辱的集体记忆(这可以反映为过去那种“亚非拉大团结”的同仇敌忾)。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扭曲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意识作一梳理,并自觉地将它导向适应现代世界主流政治文明的“公民认同”(其本质是一种基于社会契约的政治性认同),则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看到了进步。从历史唯物论的出发点来看,虽然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集中迸发出来的,但它的基础却在于改革开放30所累积的巨大的社会进步。历史上,制度的演进(亦即所谓“量变”)需要酝酿培育很长阶段,而它的突破(“质变”)却经常仰赖一些特殊的“契机”,这种“契机”既有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包括一些令人扼腕的灾祸。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井喷式发展为中国社会今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变量基础,下一步就是寻找质变的突破口了。

这次举世震惊的大地震激发了一个优秀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的历久弥新的伟大价值和她身上蕴涵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民族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首脑人物和主流人群中,也在全民族的行为中熠熠生辉。它向世界宣告:当代中国既不是一个沉浸感伤于往昔辉煌阴影中的精神侏儒,也不是一个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中的永远的蓝领工人,更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暴发户或无足轻重的时代过客。我们过去曾经是,未来还将成为人类历史的伟大缔造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灾难是令人悲恸的,但通过灾难,活着的人总应该获得些什么。逝者已去,如果每一次灾难都能促成社会的进步,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相信也会令那些九泉之下的死难者感到慰藉。多难兴邦!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中国结束了“文革”,掀开了改革时代的历史新篇章;汶川大地震以后,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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