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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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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你们怎么也不来管管!”  

2008-06-16 10:43:01|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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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6月15日

    像许多早已心如死灰的球迷一样,中国足球队的小组赛转播我连一场都没有看。且不说遥远的欧洲杯已经把我这个球迷搞得疲惫不堪,就算没有欧洲杯,我也宁愿把自己有限的休息娱乐时间奉献给F1、NBA等高水平赛事,而不是浪费在无望的中国足球身上。

6月14日对伊拉克的那场主场失利我是在当晚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之后我在网上随意浏览了一下数以千万计的群情激愤的帖子。其中有一条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中央领导,你们怎么也不来管管!”

我想我能读懂这位热血网友的意思——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球场上“假球”、“黑哨”猖獗,它们已经“败坏”了足球的根基,而管理当局则“腐败无能”。因此,必须要以雷霆万钧的铁碗来对这个黑幕重重的足球圈子进行一次洗心革面式的涤荡,重新建立起一整套“公正完善”的管理体制。网上广为流传的另一条触目标题“揪出杜伊背后的黑手”,就代表了眼下大多数球迷和专业人士的共识。说到底,无非就是换一个更有威信、更有能力的足协领导班子。我一点也不想为现在的足协领导辩护,但我确信,天天坐在火山口上的足协主席一定是眼下全中国最不好当的一个官。当然,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他永远都不会把他的一肚子委屈向外界倾诉,他只能自认倒霉。

然而,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果真在于政府没有“管”好吗?也许我们应该先去看一下与足球截然相反的另一项蒸蒸日上的运动,那就是斯诺克(台球)。与足球比起来,斯诺克在中国真可谓既无“群众基础”,又不受社会重视。可是,中国在这个过去由英国人一统天下的项目上,不仅神奇般地冒出了一个天皇巨星丁俊辉,而且在他身后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不久前在它的故乡英国举行的顶级赛事——2008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上,年轻的“中国军团”震动世界,年仅21岁的广东小将梁文博在淘汰赛中一度让公认的当今斯诺克“世界第一人”奥沙利文颇为狼狈。

斯诺克在中国的突然崛起是因为政府“加强”了管理,建立起了一套“公正完善”的机制吗?恐怕恰好相反吧?梁文博出生于黑龙江,14岁时“流浪”到广东,辗转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等多个城市艰难地寻找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位“神奇小子”基本上就是个“斯诺克个体民工”。斯诺克是一项散发着浓厚“绅士”气息的经典英国式运动,梁文博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与这种悠久的“绅士文化”丝毫沾不上边的中国竟然也能大有作为!因此,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踢足球的说法自然就更加站不住脚了。其实,中国斯诺克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它不受重视,尤其是不受政府重视。如果说它有什么“完善体制”的话,那么“没人管”就是这个项目的最大体制。除去斯诺克,女子网球是又一例证。

我还可以打保票,随着斯诺克的社会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利益的迅速膨胀,一定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加强管理”的呼声。如果要求“加强管理”的有关方面和人士愿意采纳的话,我甚至还给他们想好了“指导思想”和“工作步骤”:斯诺克过去在中国一直是个薄弱项目,体制原本就不健全,目前的超常规发展使管理上原有的漏洞更加凸显,这些隐患不消除将直接影响到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总之,为了跟上形势发展需要,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制订和完善规章制度。同时应当尽快组建或加强专业性的台球管理机构,具体来说,就是由国家和省市体育局向台球协会委派正厅级和正处级的专职党组书记。

根据我的经验,这就是与30年改革开放相伴的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巨大力量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不重视和无管理造就了某一领域民间创造力的勃发和初期繁荣,繁荣引起了重视并导致了管制,而管制把略显混乱的民间创造力纳入“规范渠道”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它的生机。更为复杂的是,管制滋养了权力,而在我们这个历来对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社会,它十有八九又会与特殊利益以及获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暗箱操作相联系。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一旦正厅级和正处级的国家和省市一级台球协会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对另一项权力——专职纪委书记的强烈现实需求和社会呼声……再往后,如果运气差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足球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本文开头时那个网民球迷声泪俱下的情愿视为幼稚或荒诞之举。事实上,“中央领导怎么也不来管管”是对凡事都要“管起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必然的逻辑终点。

然而,足球恰恰是政府以不恰当的方式管了不该管的事而使自己陷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的典型例子,从球迷、球市、足球工作者,直到政府本身,所有参与者都是这个“管”的受害者。我绝没有主张不要一切“管理”的意思,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管理”,有了管理就要有“体制”。将所有不成功都归结为“管理体制”问题是我们这个“体制”不健全的社会中最容易赢得共鸣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起过去的“人治”,这已是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我们最好时刻都不要忘记“体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最好的管理是那种看不见的管理,它的唯一追求就是为民间创造力的勃发提供坚实保障,而不是时时地体现它自己的存在。而且“合理完善的体制”究竟是靠政治权力“规划”出来的还是形成于民间力量的“博弈”,也是个大可探究的问题。难怪许多西方批评家常说,在把事情搞坏方面,政府非常有能力;而在把事情办好方面,政府的能力却非常有限。这或许也就是中国古人提倡的“大道无形”和“无为而治”的精髓。

中国足球的全线溃败为它换来了一次彻底走出困境的机会,当然,整整1/4个世纪的等待与幻灭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记得以前就有一位级别很高的官员说过,足球改革是中国所有改革中最没有风险的一项。道理很简单,面对一匹“死马”,又是一个“烫手山芋”,不会有多少“名医”有兴趣和胆量去妙手回春。当利益驱动之下的“管起来”的冲动消退以后,足球就很有可能恢复其原生态。中国的市场容量是如此巨大,民间创造力是如此丰沛,假以时日,老百姓的自发热情和市场的自发力量未必不能制造出一个东方的足球大国。中国足球确实需要“管理”,但正确的方向并不是向上去寻求“中央领导”的政治权威,而是向下寻求参与足球市场的各种社会力量自生自发的协调自治。从这里意义上讲,现在的足协领导没有理由为自己当了一回“替罪羊”而感到委屈——谁让他是个由上级任命的“官”,而不是一个由同行推举的行业代表呢?

作为一个关心中国体育事业的人士,我现在倒是有些担心另一种可能。足球是中国最先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体育项目,它的失败很容易让头脑简单的人得出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此路不通”的结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社会上已很少有人会怀疑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但在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牢不可破的真理。我深知在北京奥运之年讨论这个话题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还是想说,举国体制或许能使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出成绩,但它与“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况且,“举国体制容易出成绩”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人为夸张成分,中国乒乓球独步世界半个世纪的真实原因恐怕不是举国体制,而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乒乓球社会基础吧?更加现实的问题是,举国体制要得以长久维持,背后需要有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在民间力量无处不在、管制势力早已没有能力实现对社会全覆盖的今天,举国体制将越来越难以维系。我不担心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迟早会走上改革之路,我担心的是,足球的惨痛失败是推迟它的步伐。

中国足球徒劳的20年轮回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艰难的一面,这篇极具典型意义的反面教材应当能够让我们汲取足够的教训。千万不要等到把什么都“管”死以后才醒悟什么是“管”的真谛,足球虽然牵动人心,但它毕竟只是一项竞技娱乐,其他更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绝不会像足球那样慷慨地给予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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