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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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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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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过资本市场险滩的下一块石头  

2008-06-12 16:51:01|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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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6月12日

【季冰按】本文应新闻晨报编辑许莽之约而作,经删节发表于2008年6月13日《新闻晨报》

    央行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最新公布的CPI指数的高企,在端午过后的一周触发了一季度股灾以后的又一次高强度“余震”,相信有更多无辜投资者被埋在了指数的废墟中等待救援。可以预期,因为上一轮的集体呼救得到了政府很大程度的重视乃至满足,新一波“救市论”一定会更加声势浩大,并背负更高的期望值。

    我始终坚持下述看法——第一,中国股市从娘胎里带出来“政策市”的胎记并未消除,所以大多数站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立场上的“反救市论”在源头上就是站不住脚的;第二,行政力量“救市”是一针只能起到麻醉作用的止痛剂,会通过恶性循环的方式进一步强化股市的先天残障,因此断不能轻易采用。基于这一判断,一切的政策都应以根治股市痼疾为指针。当然这注定是个会有不断反复的长期过程,需要掌握轻重缓急、标本兼治的技巧和艺术。

我对当前资本市场基本症状的诊断如下——

第一,一级市场高度行政垄断,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行制度;第二,二级市场虽在纸面上已建立起一套看似比较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但实际落实绩效令人寒心;第三,与第二条几乎雷同,二级市场似乎已有一个还算完备的推出机制,而实际情况却是本轮牛市两年多来两市千余上市公司几无一家被摘牌退市!此外,重要性略低一点的是,二级市场还缺失一些必要的衍生和创新工具,使市场能够免于暴涨暴跌,维持长期稳定和活跃,比如人们热议了许久的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等。

上述不同症状各有其成因,治疗手段也当不一而足。但我认为其中最为重要和最急迫的乃是第一条,因为它是目前股市大多数其他表面症状的内在根源。举例来说,本来简单易行的退市制度之所以执行不利正因为它受到了一级发行市场行政性垄断的严重扭曲。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戴着“ST”甚至“*ST”帽子的股票会在一夜之间乌鸡变凤凰,成为难以正常上市的企业“借壳”的香饽饽。更为扭曲的是,由于目前有机会上市的企业通常是某一省份重点照顾的国企,地方政府还常常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注资或重组,而这种所谓重组的价格形成机制离市场化很远,这实际上才是国家多年来一直高调反对的股市“投机”的最大舞台。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一级市场上正常上市的成本太高,那些“ST”和“*ST”的“壳”还会那么金贵吗?还有,眼下人们广为关注的新股市盈率过高及“大小非解禁”问题,其根源不也正源自一级发行市场吗?

治疗的方案其实不复杂,就是要把名为核准实为审批、并且严重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的IPO制度,改革成为对一切所有制、地区和行业的企业一视同仁的充分自由化的发行制度。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公开的标准,所有企业都可以上市融资,至于股票发不发得出去、以什么价格发出去?则由市场说了算。但令人遗憾且严重忧虑的是,最近两年借着二级市场的火暴,发行市场行政垄断顽症的治疗被大大拖延,甚而进一步被人为地恶化。以前我们还能经常在新股中见到一些地方性中小型国企的影子,2006年以来新派发的上市牌照几乎被“中字头”大型央企尽收囊中。

    在我看来,与其说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毋宁说中国股市的演化变迁是中国整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扇窗口。中国改革的一条最重要经验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过去30年内每一次重大改革其实都是对一些制度性瓶颈的突破,都会极大地解放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过,制度或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都会经过一个经济学上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每一项合理的新制度都是我们“过河”时的一块下脚石,但一旦顺利通过了这一段急流,上一块的下脚石就变成了下一段行程中必须搬掉的“绊脚石”。

今天回头来看,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中国股市可以分为明显的三段时期:199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90年到2005年底的15年是第二阶段;2005年至今是第三阶段。分隔这三个阶段的标志正是两项最重要的制度突破,一是从开始有股票交易到建立制度化的资本市场,二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出。而这两项重大改革所要突破的,又是两个重要的瓶颈,即“社会主义中国应不应该有有‘买空卖空’的资本市场”和“如何确保国有经济控制地位”这两个当时均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中,渡过第一段急流的那快石头是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拍板下才摸到的,但它也为下一段形成预留下了“股权分置”这块绊脚石;第二个瓶颈在当时的股市已经差不多丧失生命体征变为“植物人”以后也被强行突破,它的后遗症稍小一些,即支付兑价以后的“大小非”问题。与制度突破高度吻合,每次大的突破都会造就一段时期市场的热烈响应,即我们所看到的“大牛市”。我认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面对亟待被突破的第三个瓶颈,而帮助我们顺利渡过下一个险滩的那块石头就是发行市场市场化改革。

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股市的过去半年是2005年底之前5年的翻版。我只想说,如果眼前的这个瓶颈不突破,不管以什么手段把市场重新拉起来,未来终有一天我们注定还将为其所累,且贻害更大更深。上一次调整印花税“救市”到现在,一个半月内股市的走势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同样亟待被突破的制度性瓶颈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俯仰皆拾。而且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每一项制度突破都是对旧有政治观念的一次大规模刷新,因而总是极为困难,一波三折不说,还经常拖着一条容易带来后遗症的长长尾巴。所幸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如此之大,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出哪怕很小的一点朝向公正透明的制度调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这可能是上天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赐福。所谓“机遇”,这也许就是最大的机遇。不过,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加快扫除阻挠我们更好地发展的各个领域里的那些制度性障碍,抓紧时机“过河”,而是得过且过地漂到连下一块石都找不到的穷途末路,那么总有一天上天会无情地收回它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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