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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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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  

2008-06-11 15:31:01|  分类: 学佛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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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6月7日

一.

    随着佛教在当代中国的大面积复兴,在我们的周围,不可避免地会不时冒出来一些“菩萨显灵”、“报应上身”之类夹杂着期望与焦虑的道听途说。有时我也会被问及“你信不信”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会报以尊重的沉默。实在被追问得急,我会尽量想办法把话题的重心转移到佛教的那些教诲上。总之,我像大多数谨慎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这类问题总是三缄其口。

    我对佛教满怀景仰,偶尔也会去寺庙烧柱香,许个愿,念几句经。当然,我主要是把这些行为当作一种仪式,因为仪式对人具有很强的自我心理暗示功能。我希望通过这些仪式激发自己内心平时沉睡的神圣情感,从而给自己增添精神能量。或者说得更现实一点,这些仪式多少可以起到某种心理调节作用,能帮助我们在此一时刻暂时摆脱世俗的纷杂念想,有利于我们的心灵健康。我绝不会认真地指望我那一柱香和一串默念真的具有使外在世界发生改变的神秘力量。本来,佛教吸引我的地方正在于它之所求是内心解脱的智慧,而非外在的超自然力量。

    这里顺便插几句题外话,我一直把眼下十分流行的“心理治疗”看成我们时代的一桩可笑的事业:现代人如此轻率地在前门赶走了曾经被我们祖辈世代遵奉为人生指南的宗教,却又不得不从后门请进一个冒牌的布道者。对于汶川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众生们,到底是和尚、牧师还是“心理干预师”更能有力地驱散他们心灵中的阴影?严肃的宗教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而没有一种神圣情感作依托,“心理干预”充其量只可能起到麻醉剂的作用。当我们被苦难压得透不过气来时,和尚会说:“人生本来就是苦,大慈大悲的菩萨会教给你解脱的智慧”;神甫会说:“仁慈的上帝与你同在,你终将在天国中享受无尽的幸福”。“心理干预师”能说什么呢?恐怕他只能说:“挺过去!你就将迎来更美好的生活”。可是什么是现代人的“美好生活”?除了权力、金钱、美女、出名……我们还能说出些其他什么吗?宗教从不会许诺现世的物质幸福,而心灵创伤恰恰只有用一种超越尘世的精神力量才能得到抚慰。但建立在理性化的“现代科学”之上的“心理干预”缺乏这种出世的精神资源,因而只能充当宗教的劣质替代物。

 

二.

    当你以严肃的态度面对一种宗教时,你将遭遇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上那些言之凿凿的关于“奇迹”、“神迹”的记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它们是那么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你可以不加怀疑地确信它们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并且未来还会继续发生,但这样的虔诚信徒在现代社会将越来越少;你也可以轻描淡写地斥之为“迷信”,但就算是虚假的迷信,它们也一定有一个缘由。或者说,我们必须为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抱着虚无的心态回避它们。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一不把它的信仰基石建立在“神迹”之上、并且给予“神迹”最不重要地位的一种(例如它没有在其他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创世说”),这使它比较容易为现代生活所接受。然而它也有类似的难题,比如,2500年前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个晚上,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一段英国学者渥德尔在其《印度佛教史》中根据历史记载而作的描述:

晚间习禅——佛陀说他在这段时期所进行的修炼功夫——尤其叫人毛发竖立,非常可怕:群兽奔来,一只孔雀折断树枝,风吹落叶飒飒作响。他决心驱除此时围困他的恐怖心理:如果恐怖生起时他正在来回踱步,有就继续来回踱步,直至恐怖已经驱除;如果他原是站着不动,或者坐了下来,他就继续维持原姿势,直至恐怖业已消除。然后“开始努力,排除障碍,专心镇定,不起纷扰,平息身心,不使激荡,集中思绪,注于一点。”他的心念逐渐脱离一切执着烦恼,顺次经历“禅那”(dhyāna)四阶段,达到无所谓乐与不乐的绝对清净境界。即在当晚,他集中思想,作最大的精神努力,于初夜中夜后夜分别获得了三明(vidyā),即三种科学知识:他忆起了前世生活,懂得了众生按照他们的行为而轮回,恶行获恶报,善行得善果。最后他发现了“四谛”,这是佛法的根本理论,是有漏势力(āsrava)如何灭尽的知识。有漏势力(包括爱欲、生存欲望、无明愚昧)使众生堕入轮回,明白了一个人的漏法可尽,他就明白了一个人不复投生,他就解脱了,自由了……从此以后他就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获得正觉者……(《印度佛教史》第51页,【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1版,2000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根据严肃的佛教典籍所作的一段严肃的描述和概括,已经充满离奇色彩,而流传于后世信徒中和民间的那些夸张传说更是令人不可思议。据说,释迦牟尼通过那一晚的“证悟”,不仅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切最高真理,还获得了无边的超自然法力。那么,关于“证悟”,关于“三明”……我们到底怎样去客观地理解?

    据我所知,解释“奇迹”的现代理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编造谎言说”,其中最有效的是使用魔术和催眠术等制造“奇迹”发生的假象。对其他宗教我不敢妄下断语,但“不打诳语”是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之一。古人不像我们这些三心二意的现代人,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异常虔诚的。而且,严肃的宗教无一例外地激烈排斥巫术神通之类。因而,为了抬高和神化自己或自己的学说而蓄意编造“奇迹”发生的谎言,在我看来,即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也绝不会是常见情况。

    第二种是“幻像说”,即超常的身体状况(如因苦修或绝食而虚脱)加上精神专注力导致出现幻象和幻觉。我凭直觉判断,这种说法也不能十分令人信服。因为幻觉很少会在许多人身上同时发生,而宗教文献上记载的很多“神迹”恰恰是在成百上千人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第三种是“异常自然现象说”,即当时发生了以古代自然科学水平所不能解释的异常自然现象,如海市蜃楼等。我认为这一解释比前两种要有力得多,并且现代学者遍寻史籍也确实发现了一些与宗教奇迹出现的时间地点相吻合的异常自然现象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当上述假设中的第二和第三种同时发挥作用,即异常自然现象与信徒的幻觉交织重叠在一起时,它就更有说服力。

    但在这里,我想提出我自己的一种假说。我倾向于认为,古代人与现代人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奇迹”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代人——尤其是某些民族——的思维不像我们现代人那么抽象干瘪,他们往往习惯于具象和形象的思维表达。例如,“恐惧”这种东西,在现代人的词典中是一种情绪反映,这是“科学”的定义。但某些古代民族(如2500年前的印度人)很可能把我们所说的“恐惧”思维和表述成“眼前无数猛兽毒蛇在咆哮游动”。我们有时也会这样表达,但我们一定会清晰地将其表达成一种“比喻”,比方说加上一个“像”或“如”之类的介词。但古代人很有可能在语言上并不区分所谓“真实”与“比喻”,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恐惧”就是他们的“眼前无数猛兽毒蛇在咆哮游动”。按照现代英美分析哲学的看法,“恐惧”作为一种主观感受,确实也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唯一的“真实”是黑夜、狂风和不远处森林中野兽的嚎叫。古人的同时代同民族人在接收上述表达时能够非常准确地理解表达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听众乃至记录者并没有意识到有我们认为的所谓“奇迹”发生,这只是他们很“正常”的思维和表达而已。但辗转流传千百年后,我们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中读到这些记载,从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宗教史上获得普遍承认的那些“奇迹”距今一般都有千年乃至两千年以上时间,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我的假说。因为时间间隔愈久远,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迁愈有可能一目了然。

    法国杰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其成名作《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详尽研究了南美洲印第安部落对事物命名、分类与表达方面与欧洲“文明社会”的巨大差异。非常有趣,列维·施特劳斯的结论是:所谓“文明思维”与“野蛮思维”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二者的区别只能说明人类可以发展出不同的“文明模式”而已。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相当复杂,并不完全适用于支撑我的上述假设。但对不同民族在思维与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我是有切身感受的。10多年前我去过一次西藏,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之一的正是藏族人在表达情感时时常采用的那种我们定义为“比兴”的修辞手法。比如,当藏族朋友向你敬酒时,他的开场白一般会是这样一句让你乍听之下摸不着头脑的话:“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不会分离,藏族与汉族是一家……”在我们的思维中,这句开场白的前半句是对后半句的比拟。但我感觉,在他们的思维中,“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不会分离”这个事件同“藏族与汉族是一家”这个事件很可能并不存在互为修饰的关系,两者就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此推断,宗教史上的那些“奇迹”,会不会压根就是我们现代人对古代人的一种“误读”呢?

 

三.

    当我站在一个自由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作出上述假想分析之后,我还想站在一个有责任心的社会人的立场多说几句。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身份与社会人身份的深刻对立反映了人类认知中“真”与“善” 之间某种不可调和的紧张。

关于宗教奇迹,我们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科学理性”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去轻易地质疑乃至否定古人信誓旦旦的记载。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文明史不过短短5000年,我们这些身处此时此地的现代人如同历史上的古人和未来的后人一样,不过是宇宙中转瞬即逝的一颗尘埃而已。大千世界里有着太多我们所没有能力理解的事物,千万不要妄自尊大地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最终的真理。

    我还想真诚地劝告那些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现代智者,不要冒失地去摧毁我们的祖辈花了千百年时间在人心中筑造起来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神秘之物连接着神圣体验,而后者又是神圣情感的重要源头。宗教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将这些神秘之物从宗教的学术思想和道德教化中剔除出去,那么宗教就会降低成为一种人生哲学。由于宗教一般不以理性和逻辑见长,当神圣体验的合法性被剥夺以后,宗教就变成了被切断了源头活水的陈词滥调,它的力量甚至不如二、三流的哲学。于是,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亡的命运了。佛教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它发展出了极其精湛的理性思辨,离开了它的神话,佛学依然是世间罕有的高质量学术,这是它比较容易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即使这样,对学术水平的钦佩、敬重和对信仰的依恋、遵从仍旧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情感。

    但在另一方面,人事实上是不能离开神圣情感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在开头说到的“心理干预师”的根源。这个问题已经触及了人类社会的终极悖论:任何社会都建立在一定的基本价值预设之上,这些价值用哲学家的方式去审查都不可能是普遍真理,它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带有偏见成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彻底走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幽暗洞穴,从而真正沐浴在普遍真理的阳光下。当有一天普遍真理的阳光真的将世界上每一个愚昧和偏见的洞穴扫除时,社会也就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

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存在和良好运转,人们必须珍视一些可能并不“真实”的东西;为了使这个社会保持活力、免于僵化,人们又必须不断破除这些虚假之物。但是过去的虚假之物被“祛魅”之后,人们就一定能发现照明未来的“真实之物”吗?至少从现在来看,前景是令人悲观的:在昔日“神迹”的废墟上,人类并没有能够如愿建造起“科学真理”的辉煌大厦,我们看到的除了满目创痍和虚空之外,就是一些比之过去的神秘之物更加狭隘、更加不高明的新偏见。因此,如果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强有力的信仰和价值,我们就不要毁掉那些前人创造的至今仍然有益的信仰和价值。很多时候,当我们自以为在为密不透风的铁屋打开一扇光明之窗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拆毁世世代代给我们遮风挡雨的温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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