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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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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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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80后”觉醒了还是我们应该觉醒?  

2008-06-10 20:39:01|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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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6月3日,发表于2008年6月7《中国青年报

【季冰按】本文乃应中国青年报冯雪梅女士之命而作。对于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我实际上作过一些思考,也在别处发表过一些看法。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对此并无坚定的观点。因此本文并不是一篇深思熟虑之作,与其说文章表达了我的一种“意见”,不如说它表达的是我的一种“期望”。雪梅对我的原文作了比较大的编辑和修改,我认为见报的文章比原文在条理上要好得多。但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生命,一旦诞生就与作者脱离了关系,况且本博客只是一个私人收藏,所以我还是把我自己的原文贴在这里。

    我记得大约1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声势不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涉及许多问题,我一来记不太清楚了,二来也不想在这里细说。只是需要告诉读者,这场大讨论提出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否会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乃至引发社会性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

    这其实也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后全社会持续为之焦虑一个重大问题,以我的阅历和学养,当然是没有能力说得清楚的。不过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西方的情况与中国一定是有很大区别的,上面这个担心说到底是一个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长期来看,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必定会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但却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恐怕文化传统对制度建立运转及其实际功效的制约作用会更大。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否一定会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这个问题,是会有一个活的社会学标本的。就是说,关键要看那些“70后”、“80后”一代的整体精神面貌与他们前几代的比较,因为他们可以说完全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就在前几天,有位30岁不到的成都传媒界女孩专程跑来上海找我。她说,她和她的一群朋友已经获得了国际上一个基金会的初步约定,希望创办一个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刊物。她希望我能帮他们落实一个刊号,并出点主意,而这还只是他们的庞大的慈善项目的一小部分。虽然我对于年轻热情的她所表现出来的冲天雄心和干劲略微有些不看好,但内心的震动依然不小。而且这个女孩的许多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她希望借鉴西方的成熟经验,尝试以一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来办慈善事业。

    这次的汶川大地震以及旋即展开的抗震救灾筑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磁场,使得中华民族在这个磁场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洗礼。灾难使我们在精神上收获很多,有关这一点的真知灼见汗牛充栋,无需我来狗尾续貂。从我的视角观察讲,我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闪光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光芒的绽放,真正的以“人”为本取代了以“主义”为本;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契约基础之上的公民意识的彰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我进而认为,这两点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资源。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70后”、“80后”在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自主公民意识,它代表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意识基础之上的。这种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国民在精神上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其次是每一个公民在这种认同之下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20多天以来,我们看到,无论是政府首脑、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还是民政救助、医疗机构、慈善团体、新闻媒体……可以说,无须过去那样的动员,整个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在这次救灾中最大限度地尽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政府破天荒地作出“设全国哀悼日”、“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这是对公民呼吁的从善如流的回应。公民凭借自己对国家义务的主动承担,换取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或许正是由于灾难的巨大破坏性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的默契和良性互动,公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强化,并被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5月19日,当国旗缓缓降下,汽笛鸣响之时,从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中国加油!”的口号声成为了这一刻全体中华儿女——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这一发自心底的由衷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将一个觉醒的现代中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令社会刮目相看并感慨不已的是,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以丝毫不亚于他们前辈的热情和情感投入这次赈灾中,一扫人们以往对他们“物质主义的一代”、“得过且过的人生”等等消极评价。当我们看见3岁男孩向拯救他生命的军人敬礼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感恩;当我们得知9岁小学生已经逃出教室却又重新折返,救出两个同学,自己的手臂却被砸成骨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当我们看到“韩寒、超女”们二话不说就奔向灾区充当志愿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担当。

不错,在平常的时候,这些“新生代”常常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乃至自我中心。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或许这些被在我们眼里是贬义的东西正是一种他们上一代所不具有的个体价值的觉醒呢?一旦到了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这种个人觉醒就散发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辉。更准确地说,我们这些“50”、“60”人应当自问: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我们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

既然回到了开头讲的“人文精神”问题,我就想略微发表一点感想:我现在觉得,恪受权利义务的契约精神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内是不会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的。令我们的满腔人文精神寒心乃至备受摧残的倒是那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半吊子伪市场经济。我还隐隐约约觉得,我们以及我们上一代人身上残余的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浓厚的特权意识或特权崇拜,到了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身上逐渐消退并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权利意识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可能重振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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