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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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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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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以史为镜”  

2008-02-03 22:28:03|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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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2月3-4日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这是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被后世不断引用的一句治国名言。这句话是太宗在吊唁去世的监察御史魏徵时痛哭失声时说的,后面还有一句话:“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多么令人感动和憧憬的一对“圣君贤相”的典范!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最高理想。只要稍加改头换面,这个理想在今日的语境中就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现实思想力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中央领导英明决策,举国上下同心同德。

新年伊始,十数年未有的漫天大雪在江南时断时续下了十多天,使我不得不缩在家里闭门不出,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一口气看完82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的DVD。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剧是千百年来一连串难以计数的对辉煌的“贞观之治”的理想化描绘中的又一篇颂歌。

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剧,《贞观长歌》的整体剧情基本符合史实。当然,出于情节冲突需要,也不免有一些明显的篡改痕迹。例如,根据正史记载,太子李承乾及侯君集一党之叛乱及被废黜并不是由于吴王李恪和魏王李泰的明争暗斗所起。实际上,后二人的阴谋动作集中在承乾被废之后,主要是针对新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的。李承乾不受太宗欣赏的直接原因是他好像有脔童癖,并且精神不太正常,经常把自己想象成突厥人。晋王李治也并非电视剧里描述得那么聪慧贤良,他之得立太子,看起来要全然归功于其舅长孙无忌一派的政治施压。太宗一心想立李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伟大君主于这件事情上也无法在与重臣的政治博奕中如愿。李治也许的确是个宽厚仁慈的好人,但作为一个天子,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干却令人不敢恭维,这一点已经通过他的皇后武则天这面镜子一览无余。

对一部电视剧来说,这些都属小事,我也没有太多兴趣关注。只是它引发了我对于历史解读模式的一些思考。

中国古代的史家在处理历史人物时往往有两极分化的倾向,在面对那些执掌天下生灵生杀大权的君主和权臣时尤其如此。以至于在后人心目中,尧舜简直就是圣贤完人,桀纣则是十足恶魔。圣君与暴君的两极之间虽也有数不清的平凡君王和庸常宦臣,但他们的故事鲜为史家重视。至于能够将德行与才智区别开来加以客观评述的了不起的帝王将相如曹孟德辈,则几乎绝无仅有,或许也只能出现在汉亡以后那300年“礼崩乐坏”的乱世。

其实,古人并不比我们现代人愚昧壅塞,他们也未必相信世上真有汤武这样至德至贤的完人和幽厉这样十恶不赦的魔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机械历史观,原因正要从“以史为镜”这条道理中寻求。

自司马迁以降,历朝历代史家无不以不屈从当朝权势淫威,敢于直书史实为至高荣誉。我们丝毫都不应怀疑这个光辉传承的真诚性,在这点上,现代史家倒是愧对他们的先辈的。中国古代史家有一个与当代史家截然相反的思维定势:他们一般都竭力拔高远古时代,而对当下社会多加贬抑,即所谓“厚古薄今”。明眼人心里其实都很清楚,远古的“圣君贤相”未必真实存在过,史家是要用对文武周公的理想化虚构和对桀纣幽厉的无情鞭挞(同样是虚构的)来震慑当代的天子和权臣,劝戒他们要努力向善,争取名垂青史,而不要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说到底,史家笔下的汤武和桀纣都是当代君王的“镜子”而已,至于他们的真实历史并不重要。相传魏徵在一次廷议中直言顶撞太宗,并放言如果太宗不听取他的谏议就与桀纣无异。太宗大怒,扬言如魏徵不认错请罪就要杀他。魏徵非但面无惧色,反而很得意地哈哈大笑,弄得太宗一点面子都没有。最后,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太宗只好对魏徵说:你骗我杀你,你自己好青史留名,让我遗臭万年。我才不上你的当呢!虽只是戏言,却足见“青史”在古人心目中的威慑功能。

这就是儒家式的“以史为镜”:在中国古代,历史从来都不是一门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教育当代和后世的一篇道德教材。我们知道,《春秋》是中国史学的源头,这个源头诞生的原因已经清楚地印证了上述这一点。“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腾文公下》)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想记录下那两百多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件,而是想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纲常败坏状况作一次拨乱反正。其收到的效果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政治是道德的延伸。于是,为了将社会现实改造得符合儒家政治理想,他们首先需要将历史加以改造,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以便能够将它合意地塞进儒家那套僵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宇宙秩序中去。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史学及支撑它的儒家史观作了一次彻底的颠覆。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劳动人民-统治阶级”等等“辨证”的二元对立出发,我们被告知,尧舜汤武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旧势力的虚伪代言人,而秦皇汉武倒是新兴力量的杰出象征;封建王朝代表腐朽没落,农民起义预示发展进步……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种生搬硬套的“唯物史观”虽然立场观点是革命性的,其思维模式却仍然散发着浓厚的儒家式的“以史为镜”的味道。或者说得更彻底地一些,这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观不过是过去的儒家史观的一种颠倒罢了。它更加不关心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某种力量、某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因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唯物史观”的这面镜子里呈现的甚至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事,而只有机械的历史“规律”。更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是削足适履,比之“厚古薄今”的儒家史观,习惯于“薄古厚今”的“唯物史观”还沾染上了中国古代史家最不齿的“御用史学”的卑劣习气。如果不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我真怀疑把秦始皇评价得那么高是不是有人想为当代的暴政寻找某种历史合法性。

然而,无论是儒家史观的镜子还是“唯物史观”的镜子,它们所照出来的都不是历史的真相,而只是定于一尊后的儒家思想和庸俗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到了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只要统治者事事听取魏徵、海瑞的道德诤言就能将一个国家治理好。我们甚至已经开始怀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目标不同的使命之间——亦即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秩序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就像康德所指出的,建立一个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国家体制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样,需要人人都是天使。实际上,不管这个任务听起来多么艰难,“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解决”,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契约论的智慧。(见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28-129页,【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11月第1版,20053月北京第5次印刷)然而,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决定论对许多人来说却依然充满难以阻挡的吸引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辛苦地学习、研究历史知识?历史已经被“主义”取消了,人类剩下所要做的不过是将“主义”进行到底而已。所谓“以史为镜”对已经获得历史“自觉”的现代人来说,岂非多此一举甚至自相矛盾?

对于武王伐纣、兴周灭殷这件中国上古历史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大事件,按照儒家史观的解释,是由于纣王昏暴无道、天怒人怨,武王则上承天命、下顺民意,一切皆取决于纣王与武王两位天子的人格道德力量;而根据“唯物史观”的解释,那完全是由于殷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而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必然要被下一个更“先进”的历史阶段所取代,纣王与武王都是历史“规律”的工具,至于他们个人即便互换一个位置,结局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为了要使各自的理论说得通,儒家史家必须把纣王描绘成丧尽天良、人神共愤的万恶之徒,同时把武王宣扬成忠孝节义、万民景从的圣人楷模;而“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则不得不努力寻找殷周之际生产力革命性进步的证据,比方说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廉价的铁器代替昂贵的青铜器,并得到大规模普及,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实际上,帝辛(纣王)和姬发(武王)都是人,天底下既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也不可能有完缺无美的恶人,这是人性使然。铁器取代青铜器这样的重大技术进步,在3000年前的上古经济社会条件下,决不是几十年时间就可能完成的,这一过程很可能覆盖了几百年时间,把它解释成周取代商的根源是同样说不过去的。因此,无论是在儒家史观还是“唯物史观”中,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用来支持儒家政治理论或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某种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并可以随意取舍的“材料”。它们用来关照当下的那面镜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史”,其根本却是它们各自的“义理”和“主义”,从这面“主义”的“哈哈镜”里照出来的社会现实自然也是扭曲变形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史家这么做大多出于自发向善的内心道德鞭策,而现代史家这么做的动机却要复杂得多。

历史当然是一面镜子,但要从这面镜子中获取照明未来的有益启发,需要我们掌握关于历史的真实可靠的科学知识,虽然这个任务是万分艰难甚至无法完全实现的,但至少是我们可以无限逼近的。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艰难历程的第一步就是破除各种各样仍在发挥现实影响的历史决定论,承认历史是没有必然性的,历史是历史中的所有人所作出的主观努力以及各种客观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真正做到“以史为镜”,而不是“以主义为镜”,首先是要祛除遮蔽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太多矫饰,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擦亮这面镜子的本来面目。我们应当下大力气真正搞清除的,不是历史蕴涵的“天命”或“规律”,而仅仅是历史事实自身。只有尽可能多地搞清楚了历史事件本身,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探究时代兴替的真实原因,而不是满怀先入之见地用道德说教来将历史简单化或干脆将历史真相绑在“社会进步规律”这张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上肆意曲解。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接近真正意义上的“以史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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