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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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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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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  

2008-12-23 15:28:52|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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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1220日,发表于2008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决定近期派遣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护航一事,应该是一项充满智谋的冷静而周全战略考量,并没有什么值得社会舆论血脉贲张的地方。但或许是出于满足自尊心的需要,更多国人似乎更愿意把这件事情解读成中国确立或恢复大国地位的标志。一篇评论在开头这样写道:“在此大约600年前,中国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航曾到过这个‘非洲之角’。”不过同样很明显的一点是,舆论在振奋之余也流露出了几许信心不足,这表现为许多评论将焦点放在了论证中国海军有能力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之上。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能够理解国人的这种微妙心态。毕竟,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近代中国衰落的几个重大标志性事件都与海上战争的惨败密切相关。海军和海战联系着我们脆弱神经中的耻辱记忆,这甚至已经内化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今天,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海军第一次雄赳赳地驶出国门,参与远洋实战任务,怎能不令人扬眉吐气呢?

然而,我不得令大家扫兴地指出,这种社会情绪是相当错误甚至有害的。近年来,无论中国与别国发生什么样的国际纠纷,中国民间总是一边倒地爆发出几乎失控的强大对外反弹情绪。有人将它归结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但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包含有与生俱来的非理性成分。比较正常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但只要它对中国有利,我们就非得说它是对的。而中国的现状远不仅是这样,我们许多国人在很多时候会狂热地支持一些于我们的利益没有好处甚至大有害处的事情。这就不是非理性,而是病态了。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会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纠纷自然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外交战略框架,我们就很难妥善地处理好这些纠纷。而想要确立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框架,基本前提是我们必须清晰地界定我们的核心利益。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异常清醒地对此作出过明确界定,那就是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当时中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一个宽松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当时的主要策略是韬光养晦。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的历届政府也一直努力遵循着邓小平定下这以基本外交哲学,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民间情绪总体上也与这种国家外交战略高度合拍。可以说,外交上的这种连续性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得以比较顺利地持续30年的重要基础。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利益也在不断扩大。今天,一味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且不说中国越来越庞大的海外利益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取得足够的发言权和博弈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用尽一切办法迫使中国在更多问题上表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它们的核心利益。韬光养晦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是弱者的无奈选择,而在具备相当实力的情况下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它,支付最小的成本谋求最大的收益,则是摆在当下中国面前的一道复杂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各方面实力的增强,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大国情结”正在迅速膨胀。更为诡谲莫测的是,这种“大国情结”还连结着我们民族创伤的近现代历史记忆,它在很多情况下就会以一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上述两种力量内外交征,已经严重模糊了我们一贯的外交指导思想,并大大挤压了我们可能的外交灵活空间。

因此,当务之急是重新正确地界定当代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对我们的外交战略框架作出适应时代的调整。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顺利地实现我们民族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现代化,除此之外别无第二选择。今天已经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距离这个目标最近的时刻,当然,今日之现代化已不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单纯的“经济发展”那么简单。相对于复杂的国内问题,服务于这一核心利益的国际政策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那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和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时常想耐心地告诉那些表面上狂妄自大、骨子里却总也摆脱不了自卑与脆弱的年轻“爱国者”们,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世人眼里的“东亚病夫”了。就我个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游历而言,也许外部社会对单个的中国人确实仍然抱有某种看不起的心态,但对中国这个国家,它们不可能有丝毫轻视,有的除了浓厚的兴趣,就是一定程度上因敬畏而生的尊重。如果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确存有偏见的话,那么这种偏见也肯定不是源自蔑视,而是出于莫名的恐惧。眼下的最大问题,倒反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尽快洗刷掉一个多世纪积贫积弱和狭隘闭塞所造就的病态民族心理。

如果我们继续将赢得所谓的民族自尊视为我们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在对外交往上就会几近于无意识地向世界宣扬我们是多么强大,哪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恰恰是收获外部世界的更大戒心和敌意,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能对我们敏感脆弱的民族情绪感同身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无所知的会认为我们想要恃强凌弱,一知半解的会认为我们想要为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遭受的耻辱报仇雪恨。一旦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们的外交越成功(动用一切力量压倒与我们发生争端的对手),就越会对我们的核心利益——加快实现现代化——造成偏离和损害。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我决不是主张我们应该在外事纠纷中处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主张以别处的更大灵活性换取我们对自身核心利益的更加坚定的维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一切国际争端中尽数大获全胜,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做不到。如果真的希望做到那样,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思维,是全然不足取的。

一个饱受欺辱的人在突然受到周围人平等对待乃至尊重时会满腹狐疑,而当对方稍有不敬时又会比以前更加缺乏忍耐力,因而更加暴跳如雷。在我看来,那些动辄火冒三丈的愤青们耗费了许多肾上腺素为之“斗争”的东西,我们事实上早已经拥有。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一颗闭塞心灵尚未做好拥有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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