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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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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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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内需”如一场政治运动  

2008-11-25 14:44:54|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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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1123日星期日,发表与20081125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现在翻开一年前或者仅仅8个月前的报纸,你一定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报纸头条标题中充满了“宏观调控”、“严防过热”、“挤压泡沫”、“货币从紧”、“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等等字眼,现在已被“扩大投资”、“拉动消费”、“加大放贷”、“保持增长”……所取代。这么短的时间里,政策几乎是来了个180度的调头。

在我最近几年的新闻工作中,从没有看到过一项中央政策像“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那么受到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如此万众一心的热烈响应。最新的一则报道说,继国务院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截止到上周末,根据对目前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合算,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

8个月前还在显要位置高谈“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各级党报,现在纷纷在更加显要的位置向读者报道本地区的一个个建设项目立项、开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多年来一直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眼光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的中国新闻舆论,让人们感觉自己仿佛正赶上一个“大干快上”的好时光。不过,之所以会有这样令人信心百倍的火热建设场面,是因为出现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啸。

在许多媒体上,这场危机似乎已经很自然地转化为了机遇,而加大政府的支出就是这场“扩大内需运动”的“芝麻开门”口诀。这里的逻辑虽然不怎么能令人信服,但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确实就是这样想的。以政府投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辅之以行政命令保驾护航,这就是地方政府数十年一路走来所最擅长的“发展”经济办法,这种强大的路径依赖以及附着在这一模式之上的巨大利益决定了它们只能也只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普遍带有强烈的“公司化”倾向,以往人们广为争议的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正是这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生动写照。对一家公司的经理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董事会同意甚至鼓励他们加大投资和扩张(说到底也就是多花钱)更称心满意的事情?更何况许多过去因不符合这种或那种国家法规制度而受到限制的项目很可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内需运动”的名义下被放行,已经偷偷上马的也可能得到事实上的追认。因此在我看来,中央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地方政府那里,首先引起的是一种获得“大赦”式的轻松感,难怪会赢得后者的衷心拥护了。

然而搞经济毕竟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吃过许多大亏的。假设中西部某个省份看到上海一幢商务楼的税收就超过自己一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于是为了提升自己“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它完全有可能趁着这一轮的“拉动内需运动”,投入巨资在自己省城兴建一个小号的陆家嘴(上海将未来金融中心和中央商务区定位于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目前已进入内地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一半以上将其中国总部放在了此地)。它的决策者或许还会真诚地相信,这样做既在当下解决了就业、拉动了需求,也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更高一级平台。然而事实上,稍微懂点经济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到,这种不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大跃进”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真实成效,而且还会贻害无穷。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化和人口转移等等,都是一个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自然演进过程,合理的政策可以因势利导地助推这一过程,并减少经济转型过程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但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跳过必须经历的任何一个环节。就拿中国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城市化来说,一个地方的政府可以调动许多经济和政治资源圈农民的地、拆农民的房,建设许多开发区,并把农民转变成城镇户口;财力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还有能力为失地农民提供城市住房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然而,我国和该地区目前的普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注定承受不了如此剧烈的“转移”。也就是说,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容纳那些变成了“市民”的农民,即便有岗位,也不是这些“新市民”的技能能够胜任的。他们最终会成为无论是物质收入还是精神归属感方面都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群体”。因而,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人为“提速”城市化进程极有可能为将来埋下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种子。

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历来有所谓“反周期的国家干预”政策,在经济限于衰退危机之时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社会需求是凯恩斯主义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药方。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相比,中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经济体。凯恩斯所面对的英国和美国,是一个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社会,它的政府行为也受到了社会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今天的中国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时,必须谨之又谨地兼顾到自己的“转型”身份。现在社会民众最强烈的呼声可以用一句“4万亿要花在刀刃上”来概括,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所谓“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政府扩大的支出不仅要解“保增长、保就业”的燃眉之急,还要为将来的经济发展真正夯实后劲,更要对我们社会的整体转型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并依据重要性来排序,中国政府现在最应该把钱花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当下尤其要着力加快完成的是涵盖农民工的失业救济机制;其次,建设一个基本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中应以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全民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第三,制定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民间创业,对于那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政府不仅应当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加大服务,必要时还应直接予以财政补贴;最后才轮到政府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即便如此,它们也应当以生态环境和交通、电力、城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严格限制政府直接投资新的或扩建已有的经营性项目。总之,本轮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结果,绝不能是新增大量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一定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从而不仅抵消了财政拉动的应有效果,更为我们社会的转型制造新的障碍。

然而我不得不说,上面陈列的这些“治本”之策都是费时费力、见效缓慢的,远不如一个个大干快上的“项目”来得立竿见影;而且这些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好处的“社会建设”,是不能给官员们自己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的。“危机”有的时候确实能够转变成“机遇”,但那全赖应对危机时的正确思路,毕竟在更多时候,危机造成的是切实的损害。说老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拉动内需运动”给我们社会的未来转型设置更强大的障碍。

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眼下正在走过一段极为关键的瓶颈期,一切就看我们自己的勇气、智慧、胸怀和机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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