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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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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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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下)  

2007-04-24 13:23:05|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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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9-19日 

 

重建中国文化的第一步,应当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中,对我们的传统价值进行系统的梳理。

中国现代的表面变动很大,从科技、制度,以至一部分风俗习惯都与百年前截然异趣。但在精神价值方面则并无根本的突破。而且事实上也无法尽弃故我。由于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中国学术思想界当然并不是没有理性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基本价值虽然存在,却始终处于“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之中。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不可能与时俱新,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scholarship as a Christian calling)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新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爱因斯坦把“上帝”理解为“理性在自然界的体现”。因此他终生都拒绝接受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原则”。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泉源。(见《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90页)

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往往只注意所谓激进与保守的两个极端,事实上,中国现代思想界在“激进”与“保守”的两极之间,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不持笼统之见和极端之说。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确有胜于中国传统而为中国所必须吸收之处,但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性,外来思想也要经过改造后方能适合中国环境而发生作用。但由于他们不相信任何简单的公式可以解决问题,他们的基本立场与观点便无法由一两句响亮的口号表达出来,因此也就不为一般人所知。(见《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69页)

在余英时眼里,陈寅恪则是其中代表性最强的人物,他一生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转化的问题,然而他不肯像其他学人那样空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异同的大话,而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汉民族与其他异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外来文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后果,希望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进而让现代人得到经验和教训。(见《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77页)但在另一方面,陈寅恪决不因为这一目标就歪曲历史真相以达到所谓“古为今用”的目的,他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企图从中获得关于当下处境的启示。(见《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75页)

他(指陈寅恪)绝不同意“五四”主流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必欲彻底铲除之而后快。相反的,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立而不可磨灭的价值,是几千年来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因而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在西方文化入侵以后,中国文化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不得不继续在变中求生存与新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变,中国文化的主体终不应该完全抛弃。如果抛弃了这个主体,则民族与国家都将失去其独立与尊严,而“变”也毫无意义了。……(他)不承认一切文化都循一定的历史阶段而演进……更不相信历史的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可以适用于每一个民族与社会。因此在他看来,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各文化之间有异同优劣可资比较,也可互相吸收改易,但不可能以彼易此。在这种理解之下,他便不可能承认中西文化之异是因为中国比西方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一个历史的阶段。他坚持中国人决不应为了吸收西方优点以更新自身之故而根本抛弃其文化主体,其基本的理据便在于此。(见《陈寅恪与儒学实践》,《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436-437页)

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倒与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真实历史的讽刺!(见《陈寅恪与儒学实践》,《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438页)

    由此能够得到的逻辑结论是:为了从百年来的文化危机中摆脱出来,重建中国文化,我们必须首先摈弃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判断标准的“激进西化”的思维模式,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其次还要摈弃功利主义的文化学术惯性,确立“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科学精神。

正如余英时评论乃师钱穆的思想时指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不能不作调整和更新,但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却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内部——中国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元素而变化,却不能被另一系统(西方文化)所完全取代。只有在经过现代洗礼之后仍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中国文化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新生。(见《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40页)而中西文化之异决不在于在后果比西方落后了一个理解阶段,即中国仍处于“中古”或“封建”时代而西方已进入“现代”。中国与西方是不同形态的两种文化,因此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部中国文化史不能化约为机构抽象的西方观念。(见《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42页)他还曾在另一处自述道:

我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见《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02页)

       但是,余英时的判断是,中国的文化危机直至今日非但看不到解脱的端倪,反而还在不断加深。不仅如此,冷战终结以后,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也同时出现了极大的文化危机,它们与中国原有的危机合流,加剧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2)、(亦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6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动,当代中国存在着精神和思想上的一大片空白亟需填补,因而寻求文化认同的渴望十分强烈。然而,“寻求文化认同如不出之以严格的认知态度,则结局可能是加深,而不是消解文化的危机。(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6

由于民族情绪和文化传统在后冷战时代又开始激动人心。我们看到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文化正面临另一可能:它将被歪曲利用,以致诸如袁世凯“祀孔”和《新青年》“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历史未尝不会重演,而中国人也将再一次失去平心静气地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契机。(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6页)

       中国知识界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心态,一切以西方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附理论”、“批判学说”、“解构思潮”之类。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口贩卖的),便有一批国内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经典或一般文化作品的解读上。这不是中西贯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就像被人牵着线的木偶傀儡一样。(见《怎样读中国书》,《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14页)

一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西方知识界稍有风吹草动,不用三五年中国知识分子中便有人闻风而起。所以清末的“神圣”是达尔文、斯宾塞一派的社会进化论,“五四”时代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三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则是“东方主义”、解构主义之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则越来越疏远,因为古典训练在这一百年中是一个不断堕退的过程。到了今天,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历史了;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在30年代整理国故的时期,陈寅恪已慨叹:“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现在我们恐怕要要一转语说:“今日之谈中国文、史、哲诸学者,大抵即谈西方某一流派之学者也。”(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39页)

如果这种心态不能根本扭转,中国是很难确立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进而也就无法从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危机中解脱出来。

今日的情况真可谓“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的人文生态较之清末或“五四”时代已远为贫乏;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却丝毫未脱“视西籍如神圣”的境界,至少在潜意识里仍隐隐约约地认为“真理”在西方。近20年来两岸思想界的动向及汉语刊物的内容几乎是西方思想史的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西方人的种种新说,不过是时间上滞后两三年而已,“后现代论”的泛滥便是显证。“中国知识人中现在颇多批判西方‘霸权’的豪杰之士,但是他们的论据几乎无不来自西方。很显然地,他们是在紧紧地追随着新一代的西方学人批判西方现状。”这种学术可以说与中国自己的问题毫无关系。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人文研究就很难有真正的气色,尤其是在人文生态已经满目创痍的今天。(见《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539-540页)

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已为这一教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今天中国已没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是可以平心静气地重新认识文化问题的时候了——包括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在内。今天中国的危机毋宁是文化的危机。这个危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中国在过去把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五四”先辈那样坚实。(见《论文化超越》,《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55-256页)

而在另一方面,十分奇怪的是,过去百年来的持续激进化过程在达到了“文革”这个顶点之后似乎仍未结束,而是倒转了方向: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价值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得到落实,归根结底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过。余英时认为,如果“五四”到“改革开放”的70年是中国思想界激进化的“第一个循环”,那么从80年代起这种激进化又重新回到了“五四”时的起点,进入了“第二个循环”。更令余英时担心的是,这“第二循环”的激进程度有可能比过去的“第一循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由于‘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切的体验。传统的道统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他们比其前辈更容易对传统产生曲解。(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1页)

上述观点首见于余英时在1988年夏天发表的一篇演讲稿,到今天又过去了将近20年,我们看到,社会思潮的变迁似乎有力地印证了他作出的中国思想激进化的“第二个循环”的论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未能及时跟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出现了大量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这在社会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加之一大批知识分子引进大量当代的“西方真理”推波助澜,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舆论正有新的一次急速向左转的趋势。当下的社会现状,是否与“五四”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情形十分类似呢?中国现代思想激进化的“第二个循环”是否已经又从其起点跨入第二个阶段了呢?

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大致上都是循着这种一张一弛的轨迹发展出来的,在近代的中国,我们则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 ……(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改变,这是百余年来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态度,只有程度上的分别而已。激进取向支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中国百余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中国为了这一历程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后这一代价是不是可以变成历史的教训?(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21页)

    希望掌握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49页)

从今天的现实角度而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大问题,社会生活的实践当然很重要,但思想的自觉依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中国近现代思想却是极其贫困的。究其原因,许多外在的客观因素如长年战乱和社会动荡等固然重要,但根源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思想深处依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也一样,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西方思想,就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30-431

基于此,余英时郑重提出了他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最核心的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文化重建的出发点来说,现在性格的文化重建绝不能依赖政治力量,不仅如此,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作出新的调整——学术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关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之上,知识分子似乎认为,只有政治变好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才能跟着起变化。由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根深蒂固和牢不可破,近现代史的一切文化运动最终都被化约为政治运动。而在另一方面,政治运动在一开始则往往习惯于假借学术或文化的名义。换言之,政治永远是最后的目的,而学术与文化不过是手段而已。(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32-434

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近代中国政治素质的普遍低落正反映了学术思想衰微的一般状态。在学术思想方面未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之前,政治方面是不会突然出现奇迹的。因此,我愿意郑重地指出,任何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新尝试都不能不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那便是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这一观念上的转变不但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关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理论分野(本文作者注:即“道统”高于“正统”,所谓“从道不从君”。),这种分野不幸在实践中遭到长期而严重的歪曲,现在似乎是到了必须彻底改正的时刻了。(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34页)

第二,从从文化重建的实质内容来说,过去一个世纪来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现代生活?中国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新的内容,而西方的价值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经过近百年来的巨变,中国文化早已不能保持其本来面目了。当下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通过自觉的努力以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五四”的思想是肤浅和粗陋的,“五四”人物将民主与科学放在和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对立的地位,更是不可原谅的大错误。但“五四”所提出的目标本身,即“民主”与“科学”却依然历久而弥新。民主与科学虽然是近代西方的观念,但与中国文化传统并非互不相容。因此,肯定、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34-437页)

然而,文化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真实了解的基础上,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应该从事但却没有认真进行过的基本工作。在学术思想空前贫乏的今日中国,最缺少的正是当年玄奘式的人物,以毕生精力忠实输入外来思想学说而不改其本来面目。

回顾我们70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无论“整理国故”或“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而言,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还是很有限的。因此这个巨大的工程恐怕决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够告一段落。……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佛教之所以能震荡中国,正是由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许多大师不断地在那里埋头从事译经的工作。这种工作记载在历史上好象非常热闹,其实他们当时的生活却是隐退而寂寞的。如果我们承认输入吸收西方各种学说是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一环,那么这些佛教大师的范例依然是值得我们师法的。但是这种“退”并不是消极逃避;相反的,从整个文化史的观点看,乃是最积极的进取。孔子晚年返鲁编定六经,便可以说明“退”的涵义。(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40-441页)

他进一步认为,西方的价值系统在现代化后期的今天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但西方人同时也已开始从多方面去发掘这一危机的性质及其拯救之道。中国现代化的困难致意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而将传统与现代看作势不两立的对立体,则尤其是乱源之所在。但是,价值系统问题如果长久地不能得到澄清,会给中国文化招致毁灭性的后果,而所谓“现代化”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余英时本人就分别从“人和天地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对于自我的态度”及“对生的看法死”四个向度梳理了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得出的一些具体论断这里不再赘述。(读者可见《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42-492页)他虽然毫不讳言在某些方面中国必须“西化”,但整体上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挑战,而不失去其存在根据的。进而言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面对种种共同的危机,也许全人类将来真会创造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系统。中国的“大同”梦想未必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但在当下,我们必须继续发掘自己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期望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创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见《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92页)

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或文化都只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互相比较参证。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或相类的时象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也越能深入。对于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者也仍然应该各就所需,多方吸收。王国维“中西二学,盛者俱圣,衰则俱衰”的话并未失效。但“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则必须代之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提出过“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见《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544页)

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在目前世界上之所以不能发挥它的潜力,并不是由于它已死亡,而是由于机缘未至。“然而除非文化不再有前途,人类不再有新生,否则数千年来人类所创造与遗传下来的精神的价值终必有重新被发现与被尊重之一日,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在这一面贡献于未来的世界新文化者,正自不少。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具有的信念!”(见《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62页)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确立思想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地位。余英时在20世纪80年代末评论台湾现状时指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盲点,便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相信政治决定一切的倾向。然而,就拿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来看,实际上,欧美近代史上的民主政治每前进一步,背后都能看到文化提升的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就此意义而论,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民主的种子早日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则文化建设似乎比政治运动更为迫切。中国近代史上民主发展历程的困难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与文化准备的不充分。(见《民主与文化重建》,《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78-282页)

18世纪末叶,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都植根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包括法国和英国的两支思想。《独立宣言》所接橥的三大人权——生命、自由、幸福——便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对于“理性”的普遍崇拜更与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西方近代民主的兴起在文化上早有深厚的新文化为其凭藉,所谓“民主革命”不过是瓜熟蒂落时所发生的一个结构上的改变。总之,是文化状态决定了政治结构,不是政治结构改变后才带来文化的新发展。(见《民主与文化重建》,《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82页)

    为了给发展中的民主体制奠定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当前没有什么比改造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更急切的事了。而这种改造的前提就是:教育和学术界人士在继续关心现实政治的同时,应当力求超越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真实建树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多了。如果中国人真有志于实现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预言,要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那么我们必须尽快地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加以彻底的改造。”(见《民主与文化重建》,《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85-287页)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8月北京第1版。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月北京第1版。

*《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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