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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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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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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两张面孔  

2007-04-19 14:59:05|  分类: 政治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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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7日

 

    这段时间因为股市火爆,银行里天天排长队。为了方便省时一些,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商银行营业所办一张贵宾卡。走到装修豪华的金帐户大厅门口,两个金灿灿的英文单词扑面而来:Elite Club(精英俱乐部)。不久前有个保险推销小姐多次打电话向我推销她公司的一个险种,一向面子很薄的我经不起软磨硬泡,答应在办公室里接受她的来访。她见我第一句话是这样开头的:“像您这样的精英人士……”她递给我的名片上是这样介绍她的身份的:“××保险公司精英部销售经理”。
    类似的“遭遇”还有不少,于是我不得不纳闷地对自己说:“哦,原来我是一个‘精英’!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我相信,相同的不自在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2003年底,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受伊丽莎白女王之封成为一名“勋爵”。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自嘲般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同资本主义和权贵阶层做斗争,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成了权贵阶层的一员?”
    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对于“精英”这两个字的不自在,与摇滚歌星和左派青年的反叛精神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出于那种常见的故作姿态式“低调”,而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及思想状态与我理解中的当下中国“精英阶层”实在毫无任何共同点。我最愿意居住在人气旺盛的普通居民社区,而不是那些高档地段的冷清豪宅。一方面是供不起豪宅,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过去的那些居民小区生活配套成熟便捷,而且左邻右舍人情味十足,能让我时时感觉到人间的实在,而不是高处的寒意。我上下班和出行一般以公交车和地铁为主,当然也经常打的,但我不开私家车。不是因为我买不起和用不起私家车,更不是为了响应环保人士的倡议,而是我觉得这样最方便实惠:在上海这样的繁忙都市,市内停车实在是件费时费力费钱的大麻烦事。我对那些欧洲的名牌服饰相当欣赏,在它们过季打折的时候偶尔也会买上一两款,但我从不会一身名牌。这绝非故作清雅脱俗,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和人际交往场合与Amarni、Prada、Gucci的气质太不般配……
    “精英”这个词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中,相当于英语里的“elite”。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美国,elite并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羡的正面词汇。相反,它更多地意指“权贵”、“不平等”等涵义,因而含有相当大的贬义成分。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于50多年前出版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一书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社会民众对“精英阶层”普遍的不信任和批判态度,它已成为20世纪社会学经典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权力精英》,【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昆、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附带地讨论过“elite”何以在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被蒙上一圈正面的光环的问题,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他颇具洞见地指出,这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极大关系(参阅《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5-96页,林毓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1版)。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居于最上层的“精英”是读书人阶层。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出仕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还有一部分虽未做官但原本就是有财产有地位的“一方缙绅”,不过,他们藉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本,并不是他们有财有势,而是他们的“儒者”身份。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的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之所以具有正面形象,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说实话,我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一张这样的“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但遗憾的是,我自知可能这一辈子都修炼不到那个境界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精英阶层”在现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今日中国的“精英”,正是我上面描述过的那些居住在戒备森严的豪宅里、乘座高档轿车(公家或私家)、身着外国名牌,把孩子在很小时就送出国的那一群“成功人士”。最让我失望的是,对于这一群脸上时时闪现着紧张、疲惫和自得相混合的古怪神情的elites,我们当下的社会大众,无论是一心一意地艳羡奉承,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火冒三丈,说到底都是一种焦虑情绪在作祟(盲目嫉恨是一种反面的体现)。仿佛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所有人的内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我靠什么才能赢得踏上这班“精英特快专列”的车票?极少有人清醒理智地问一问(遑论“精英”们自问了):这班特快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趟专列上的那些家伙在干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情况发生:由于“精英”与“大众”始终都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精英”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不想承担责任,越想尽快捞一票以防日后之万一;而“大众”则急于通过各种门路获得“成功”,从而及早摆脱现有身份,跻身“精英”行列。这样,双方便不能达成一种责任与权利相互制衡的良性平衡关系,而有识之士念兹在兹的一个和谐稳定的“公民社会”也终将与我们失之交臂。
    作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士”这个阶层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我在这里并没有呼吁复兴儒家理想的意思——这是当下的时髦,一些人正指望着靠着它来“成功”呢。我对于儒学素无太多热情,虽然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之类名言至今还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但正如新儒学宗师朱熹一针见血地总结的那样,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而在我看来,这是由儒家思想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所决定的,不过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但是,我还是要问: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究竟应当把鲜花和掌声更多地投给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英”,还是那些在权钱的地盘上如鱼得水的当代“elites”?(发表于2007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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