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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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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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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建设什么样的“节约型社会”  

2006-08-12 21:03:11|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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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5年7月8日《东方早报》

如果中国的经济要保持目前这样的高速发展势头,在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刻实现现代化,进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有几大瓶颈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就是其中最棘手的制约因素之一。
近来,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第一次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着实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气象。不过,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所谓“节约型社会”是有其特定路径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它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节约型社会”,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
在讨论“节约型社会”的“大合唱”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不少专家学者引述下面这些或类似的数据:“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原油的7.4%、原煤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氧化铝的25%、水泥的40%……创造了世界4%的GDP。”以此来证明,中国实现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型的,且浪费严重。
在我看来,现阶段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用上面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来警示国人也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但是,如果读者、甚至那些专家学者自己把上述数据对比当作一种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取样标本”,那就未免失之简单和片面了。
首先,这里涉及到实物与货币参照体系不一致的问题。假设我本人是一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我看到上述数据之后一定会觉得抓到了有力的证据——这正说明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了!如果人民币升值100%,那中国创造的GDP就应该占到全世界的近8%,这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资源占用情况。
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花很大篇幅探讨汇率问题,我觉得,更有讨论价值的是资源占用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从各种生产要素的密集情况来划分,当今世界存在着四种经济体:自然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当然,也有少数经济体“幸运地”兼具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形态,如美国就是自然资源、资本和知识都十分丰沛的经济体;南美洲的巴西则既有自然资源优势又有劳动力优势;而不少西方国家兼有资本和知识优势。但是,四种生产要素中有些是互为消长的,比如劳动力密集与资本、知识密集就注定是不兼容的。
由此看来,所谓经济发达国家(经济体),其经济竞争力一定集中在这个“生产要素谱系”中的后两项。仍然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拥有辽阔的土地、漫长的海岸线、丰富的地下矿藏、广袤的森林……但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这些,而是它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这里的技术不仅指科技,也包括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和最雄厚的资本。相反,所谓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其经济竞争力集中在这个“生产要素谱系”中的前两项。当然,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这个“生产要素谱系”中的位置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发展”,就是使自己的竞争力从前两项过渡到后两项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有很多自觉的制度设计。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在上面这张“生产要素谱系图”中,我们的竞争力几乎完全体现在第二项,即劳动力密集,这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也只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消费类制造业和初级服务业两大领域。我还想说的是,这样的产业结构恐怕我们还不得不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当前政界、企业界,特别是舆论界的人士都在急切地呼吁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资源占用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话题。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仅凭常识就能明白,即便在资源使用效率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不同产业结构的经济体创造相同数额的国民财富时消耗的自然资源也是不相等的。打个比方说,美国的微软公司不需要消耗石油、煤、铁矿石……可能只消耗了为数不多的电力,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如果要创造相同数额的利润,中国的宝钢集团恐怕得消耗无数的煤、电力和铁矿石。不同企业之间如此,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亦如此。由此,尽管我对于中国目前资源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的现象痛心疾首,但我还是要指出,即使我们大幅度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水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也许正是意识到这种产业结构的“落后”,近年来,很多地方提出了各种各样“加快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的响亮口号。在这些雄壮的口号下,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得到了热情的鼓励和扶持。诸如“发展楼宇经济”、“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开发核心技术”之类的行动纷纷付诸实施。我却对这股追求“产业升级”的热潮一直存有很大疑虑,并且很想泼点冷水。
“产业升级”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但受制于中国现阶段的资源禀赋和整体经济结构,上面这些努力只有可能在极少数经济发达城市(如上海、深圳)和极少数优势产业领域(如家电制造业)取得成功,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收获,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只看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大企业依靠科技发明和专利标准赚取了高额利润,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科技发明和专利标准是投入了巨额资金、承担了无数次血本无归的失败风险才换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发达国家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成本高昂而不得不舍弃大量的初级产业,转而发展对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事实上,整个世界经济就像一个金字塔,其中当然存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结构,但只要这个金字塔没有被铲平(曾经有很多人想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公正”的梦想,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它的各层之间总是存在着强烈的互相依存关系。中国现在正处于金字塔的中下层,我们急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攀爬到它的中层、中上层,而不是幻想跳过这些“中间阶梯”,一跃攀到塔尖,那样是肯定要从金字塔上摔下去的。俗语说: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
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通过行政干预人为地扭曲资源配置的市场功能,这将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很大损害。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采取的手段是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来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本,而由于重工业难以吸纳足够的劳动力,又不得不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严加限制。这个一系列错误的制度安排不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其后遗症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未来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因素之一。事实上,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奉行类似的“强行工业化”经济政策,但因为社会经济科技的整体发展水平不足以与这种“工业化”自然对接,最终往往即便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也难以产业化和市场化。大量的科技成果非但无助于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除此之外,我们还曾有过“大跃进”的惨痛失败。上面这些历史教训,足以引起当今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的产业结构,相反,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有意识地推动产业升级的速度加快的,但前提是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因势利导,而不是卤莽冒进。在这方面,亚洲“四小龙”、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具有非常典型的借鉴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短短40年间,台湾从人均GDP比中国大陆都低、且不具备足够内部市场空间的纯粹的农业经济成功地转型升级成为在微电子、生物等领域领先全球的技术密集型的“发达”经济体,正是得益于早期经济决策者顺应客观规律的合理制度安排。
只有理清了上述这些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应当建设什么样的“节约型社会”?中国应当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现有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将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所谓单位GDP产出的资源消耗率上,而应更加务实地提高我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保证我们的每一吨石油、每一吨煤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使用,减少低效率的浪费,而不应当不切实际地指望不用油、不用煤的“楼宇经济”遍地开花。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和外部的社会评价监督体系,而这两项都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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