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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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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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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纳斯达克之路  

2006-08-12 21:00:11|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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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与2005年8月2日《东方早报》

7月13日,来自上海的楼宇广告经营商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上市,收盘时当日涨幅19%。按发行价计算,此次分众上市共募集1.72亿美元,融资规模在纳斯达克近20家“中国概念股”中创造了新的最高记录。这是继2003年12月10日携程旅行网和2004年5月13日盛大网络之后,第三家“登陆”纳斯达克的上海民营高科技企业,它们的成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上海经济整体转型的缩影。
民营经济的发展似乎始终是上海的一根“软肋”,虽然上海民营企业的绝对数量和对经济的贡献率并不像一般人们想象得那么低,但与广东、浙江等省份相比,上海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确实略逊一筹。这种现状,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和吸引外资能力比照起来看,显得尤其突出,这也成为多年来上海的发展模式颇受诟病的一个重要例证。
按照通常的评论,民营经济在上海难以得到充分施展,主要是因为上海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的市场组织能力过于强大,从而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如果国有经济和政府力量的确抑制了市场活力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上海一直是外资企业发展最成功的省市之一。
我国民营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白手起家,起步时既缺资金,又无技术。为了在当时还异常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第一批民营企业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对自己最具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体来说,那就是商业零售、餐饮等初级服务业和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纺织等初级制造业。即便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的民营经济仍然主要集中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内,这是历史的必然。
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全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费用的高企使上海的劳动力价格长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海显然具有明显的比较劣势,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缺乏竞争力。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曾引以为豪的“上海制造”的服装、食品、家电等老牌优势产业几乎悉数转移至江浙等其他省份。当时有很多上海人为此痛心疾首,媒体也发起讨论和反思,希望找到振兴上海老名牌的良策。熟知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扭转的。在早报评论员看来,这才是改革开放前期民营经济难以从上海这样的“先进”地区率先大批涌现的根本原因。极端地说,如果中国的民营经济永远集中于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上海恐怕永远都不会出现有规模的民营企业。设想,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打工妹在一家浙江纺织企业一天的工资尚不能维持她在上海一天的基本生活费的话,即使老板是上海本地人,恐怕都不得不把工厂搬到浙江去。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构建,这种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之间的消长出现了新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了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战略,而我国加入WTO之后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此外,上海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实力从来就领先全国。上海在改革开放前期一直处在蛰伏状态的融资和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渐渐显露出来。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大批从事IT、金融、广告、咨询等高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在上海崭露头角。这些民营企业的共性很强:它们的创始人大多拥有高学历,有些还有海外求学就职的背景、初期启动资金中常有海外风险基金参与、商业模式往往独树一帜、核心竞争力集中于传播营销方面……携程旅行网、盛大网络和分众传媒则是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例子。
实际上,新旧世纪之交不仅是上海民营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上海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上海的比较劣势在市场竞争面前暴露无疑,而比较优势则受到国家政策限制;在此之后,上海很有希望充分利用自身在金融和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克服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劣势。
要把自身业已具备的比较优势转化成真正的经济竞争力,上海务必要在营造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环境上下工夫。当下和今后最重要的已不再是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而是通过职能转型,尽快形成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型政府服务功能。如果上海希望在知识创新能力方面谋求进一步的优势,营造一个自由、宽松、活跃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环境则是先决条件。创新之所以能够涌现,物质基础固然不可或缺,但打破抑制创新的思想禁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进入新世纪,中央从全国战略的政治高度出发,将发展重心从东南沿海适时地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北。这种转变一方面将使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失去部分政策优势,但另一方面会让这些地区在客观上赢得更加灵活松动的舆论环境;今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实际上对上海的政府行政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把上述两个因素视为新的契机,辅之以稳妥务实的操作,上海就完全有可能在塑造新型政府功能和营造宽松思想舆论环境这两方面获得突破。
比之于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的改善,这两方面的软环境制度建设由于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困难和风险都要大得多。然而,一旦有所突破,上海的发展就会进入一片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广阔新天地。到那个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踏上通往国际资本市场之路,上海这个被世人寄予厚望的经济中心城市也将真正寻找到通向未来的成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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