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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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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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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这一个千年的密码——细读丹·布郎(一)  

2006-08-12 23:40:11|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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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2005年4-5月


“想建设人间天堂的努力注定会导致人间地狱”。我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哪个哲人说的,但它的确在我心中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卡洛·文特斯克教皇内侍原本有很希望凭借着自己虔诚的信仰和悲天悯人的心灵成为一个造福世人的“天使”,然而,他向前多迈了一步,那不该迈出的一步,顷刻间就成就了魔鬼的事业;雷·提彬爵士渴望扮演我们这个“错误时代”的拯救者的角色,他禁不住诱惑向前多迈那不该迈出的一步,于是成了这个时代的罪人;罗伯特·兰登教授从来就没有那么宏大的抱负,他只是遵从人性的准则,依靠自己的智慧完成了那些本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使命,却变身为当代英雄。
畅销书作家丹·布郎用一个个惊悚离奇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阐述了信仰与理性、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直到今天依然从历史深处传来阵阵回响。


寻找这一个千年的密码

对缺乏基督教传统并且不具备欧洲宗教和人文历史基本知识的中国读者来说,丹·布郎的《达·芬奇密码》(Dan Brown:The Da Vinci Code)仅仅是一部精彩动人的畅销侦探小说;但在西方,它却造成了一种轰动的文化现象,并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
由于作者在小说开头处开宗明义:“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确有其事”,使得人们对小说中叙述到的宗教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争论。
在美国广播公司2003年11月3日播出的特别节目《耶酥、玛利亚和达·芬奇》中,丹·布郎宣称自己对上面所述都深信不疑。在接受《早安,美国》的采访时, 丹·布郎甚至表示,如果有人请他就上面这些问题写一篇非小说类的作品话,对《达·芬奇密码》中所宣扬的理念,他是不会做任何改动的。他对1500万美国的电视观众说,“我起初是个怀疑论者。在我开始研究《达·芬奇密码》之际,我确实认为我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圣血等等相关的各种说法都不敢苟同。现在我成了一个信教者。”①
即使在西方宗教历史学界和神学界的权威学者那里,这部小说讲述的宗教历史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也是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
旅居欧洲的美国宗教历史学家马丁·伦恩对于丹·布郎小说中的大多数陈述,包括对小说对“圣杯”的解释以及耶酥家族的考证基本持认同态度。他在《达·芬奇解码》(Martin Lunn:Da Vinci Code Decoded)一书的前言中评价说:“丹·布郎激发诱引读者们从全然陌生的角度去观察那些以往接受并熟知的‘真情至理’……具有破旧立新之力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为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推波助澜。”②
但同样是这些素材,却遭到了另一位权威的美国神学家——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神学院教授达雷尔·博克的猛烈批评,他在《破解〈达·芬奇密码〉》(Darrell Bock: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一书中对丹·布郎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宗教史实问题作出了逐一驳斥。雷尔·博克看来,在之所以要对一本“虚构”的通俗小说如此大动干戈,主要是因为“《达·芬奇密码》已经不再是一本小说。这是一部乔装的小说,它打着历史真实的招牌,对千百万人所深信的社会风俗和信仰进行吹毛求疵。”③“抹大拉的玛利亚担任的角色继续在我们的文化中呈上升趋势,但却是辉煌而短暂的。不过,赞美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及刻意将她改造成在政治上正确的一个象征,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缺乏牢固的基础。因此,如果要赋予她那样的角色就必须歪曲历史。尽管它表面上尽可能如真实般富有魅力,然而毕竟不是真实历史。这种情况正被人加以利用,用来支持现代人应采取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有多大功绩,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诉诸于古代历史以寻求支持就是歪曲历史。”④
但正如这位保守的神学家在批评丹·布郎的小说时所说,“理解这场争议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各种因素是很重要的。”⑤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由一部虚构小说引起的文化现象及其争议?

国内的人文学者叶舒宪认为,新世纪初丹·布郎的《达·芬奇密码》连同上世纪末詹姆斯·莱德菲尔德的《塞莱斯廷预言》、J·K·罗琳的《哈利·波特》、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寂静的知识》等四部畅销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就在于“新时代人对新千年即将开启的新世界的期待”。 据叶舒宪称,上述这几位舞文弄墨的小说家同时都是目前在西方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新时代运动”的中坚干将。“该运动的特征就是反叛现代性及其基础——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让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异教思想和观念来对抗和取代正统基督教观念,成为新世纪引导人类精神的新希望。”
按照叶舒宪的分析,这种“精神反叛”大致围绕四个重心展开:“第一,针对以白人为最高文明代表的欧洲中心历史观,让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取而代之;第二,针对以《圣经》神学为基础的基督教的一神论的长久统治,让具有更加悠久传统的巫术—魔法—萨满教的多样性神幻世界取而代之;第三,针对西方文明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占主流的传统,让处于边缘非主流文化如凯尔特文化得到重构和复兴;第四,针对父权制的男性中心的价值观,让女性重新圣化,让更加古老的女神信仰得到复兴并引导未来的人类精神。”⑥
概述起来说,就是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建立在古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教传统之上的西方文明——尤其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性——的价值,而这种“反叛”的主要精神资源则是更为古老的宗教、神话和传说。我们可以认为,它试图以前现代的知识来瓦解现代性。套用一句丹·布郎的另一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女主人公维多利亚·维特勒的台词:“回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⑦
用神学教授达雷尔·博克的话来说,《达芬奇密码》“反映了有人企图通过有选择性地引用古代遗留的证据来阐释历史,并在某些情况下试图重写历史,而它不无讽刺地宣称,这些证据是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污点,也反映了某些人试图重新界定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督教基础上的某个重要文化势力。”⑧
这位宗教理论家还发现,“最近以来,由这门学问大量衍生的通俗书籍及文章不断增多,从而要求我们认真地关注我们通俗文化里正在发生的现象。在写此书时,又有一批颇受欢迎、类似于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正被投放到市场,这种情形与《达芬奇密码》有点相似。它们几乎自成一个体系。”⑨当这种“文化势力”通过通俗小说(紧接着可能还有电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影响往远大于象牙塔里的学术辩论。“大众化的文化信仰往往脱胎于该文化与高层学术相契合的那部分内容,而《达·芬奇密码》中的种种说法就是这种现象的最好例子。”⑩

在我看来,上述的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依据的。在小说文本中,作者以男主人公罗伯特·兰登沉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不可否认,现代的基督教为当今麻烦重重的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它却有一段充满欺骗和暴力的历史。他们对异教和女性崇拜宗教组织的残忍圣战延续了三个世纪,采用的手段既鼓动人心,同时又是耸人听闻的。”⑾
“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神圣婚礼——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礼仪,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融合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
甚至就连与女性有关联的方位“左”也难逃教会的诽谤。法语和意大利语中表示“左”的单词—— gauche 和 sinistra ——都包含着贬义,而表示“右”的单词则包含着褒义,暗示着“正直”、“机敏”、“正确”。直到今天,激进的思想被称为左翼,大凡邪恶、阴险、不理智的东西都与“左”有关联。
女神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地母亲已经变成了男人的世界,毁灭之神和战争正在夺去无数人的生命。男性时代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受到女性的阻挠。郇山隐修会认为,正是由于女性的神圣地位在现代生活中的被剥夺才造成了“生活的不平衡”——即霍皮族印第安人所说的“koyanisquatsi”。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显著表现是由睾丸激素诱发的战争不时打响,各种神秘组织团体泛滥,人们对于大地母亲愈发不敬。”⑿
小说还借另一位主角雷·提彬爵士与罗伯特·兰登的对话表达了对新千年以后人类文明的展望:
“根据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千禧年刚过去,随之而结束的是长达两千年的双鱼时代,要知道鱼也是耶稣的标记。正如星宿符号学者所言,双鱼星座的理念是,人类必须由比他们更强大的事物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人类自己不会思考。因此,那是一个充斥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时代。可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宝瓶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理念是人类会掌握真理,会独立思考。观念上的转变是如此之大,而这种转变正在发生。”(雷·提彬语)
“许多的宗教都会提到‘末日’,但那不是指世界的末日,而是指时代——双鱼时代——的终结。要知道,这个双鱼时代是从耶稣降生的那年开始的,历经两千年,在千禧年过后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宝瓶时代,双鱼时代的末日已经到了。”(罗伯特·兰登语)⒀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达·芬奇密码》立足的根基及其最终提出的真实观点。它认为基督教需要重新修正历史,而旧的基督教历史是不准确的,因为其间受到压制的失败者完全没有说话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现象,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去看待历史证据,以拯救那些千百年来一直未能为自己辩护的那些人……实际上,古代基督教会被人指责编造了一派谎言。”⒁而在“新时代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只有破除这种蓄意歪曲,重写基督教历史,才有可能从人类观念深处着手,缓解当今社会种种日益尖锐“现代病症”。 
  达雷尔·博克教授非常深刻地看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于是,对精神性的态度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源于耶酥之上(即《约翰福音》中的观点),另一个源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具有的潜在的神性(即《多马》福音中的观点)。这是两套不同的神学理论,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⒂

与《达·芬奇密码》相比,多年以前我曾经读过的另一部美国小说《塞莱斯廷预言》(James Redfield:The Celesiins Prophecy)及其后传《第十种洞察力》(James Redfield:The Tenth Insight》)几乎没有任何能够抓住读者眼球的精彩故事,但小说依然凭借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深刻自省在美国赢得了600万册的销量。作者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将基督教异教理论、东方神秘主义思想、现代物理学、生物进化理论、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等元素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人类需要“觉醒”和“进化”的观念:
“历史是漫长的觉醒过程。”⒃ “我们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花费必要的时间来清理我们的历史……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都有一个精神目的,一项使命。只是我们在追求这样的目的时没有完全意识到而已。而一旦我们完全意识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生活便会发生飞跃。”⒄
“人类到这个星球上来为了有意识地进化。等我们学会了进化,找到了特殊的道路,寻求一个有一个真理……整个文化将以可预见的方式变革。”(《塞莱斯廷预言》第252页,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张健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有意识的进化而做准备的。”⒅
中国现时杰出的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汪丁丁曾经专门为《塞莱斯廷预言》这本小说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一千年》的书评,这位严肃的学者以一种欣喜且相当不严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这部小说所传达的观念的认同,“对我来说,”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在小说中勾画的人类社会下一个千年的图景“非常具有诱惑力,它刺激我的想象,引发我思考。”⒆
我至今还记得2000年春天汪丁丁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一家四合院酒吧里对我说过的那段极端夸张的言论——他认为,如果说地球真的如天体物理学家所说的有46亿年寿命的话,人类这种高级生物的文明可能生长和毁灭过很多次,“我们现在这个文明也许只是一系列的文明循环中毫无前途的一环。”我当时是非常惊诧的,汪丁丁一方面是一个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另一方面又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深刻!在我的印象中,伟大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有这样一颗充满矛盾的内心。
在此之后,我还在汪丁丁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万一人类不肯听从……又缺乏反省精神,一意孤行,终至地球毁灭。在人类的各种可能的前景里,这一前景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大,那时因为人类越进步,就越加信赖自己的理性能力,从而越发狂妄地要征服和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而且人类甚至还以各种方式嘲笑历史上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这就尤其让我悲观……”⒇
依据这样的解读方式,包括《达·芬奇密码》和《塞莱斯廷预言》在内的所谓“新时代运动” 实际上是一些“先觉者”试图寻找开启这一个千年里人类文明发展之门的“密码”的某种努力。正如达雷尔·博克教授所批评的那样,“这门重新改写历史的新学问是一项值得一提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我们开始发现《达芬奇密码》背后隐藏的真正秘密和密码。它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试图混淆基督教及宗教预言的独特性及活跃性的企图罢了。”(21)

在这个充斥着宗教争端、种族矛盾、生态危机和道德缺失的时代,社会需要这样一种批判的力量,来提醒和帮助人们保持清醒和谦逊,并不时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惟其如此,我们人类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在我看来,那种试图通过恢复古老信仰来“治疗”甚至“拯救”现代“病态社会”的方式,只能是一种美丽的人文情怀。一旦放到我们中国自身的特定语境之下,这种方式不仅无益,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中国至今仍未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许多前现代的“历史叙事”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依然是巨大的压迫力量。如果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了的西方需要靠“奇迹”、“神话”甚至恢复古老“权威”来使社会不致失衡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最迫切的需要恰恰是他们已经完成了的启蒙以及对现代性的塑造。
建立在启蒙理性之上的现代化注定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遵循的“科学叙事”是不应该给任何 “奇迹”和“神话”保留余地的。在前现代社会里,这些“奇迹”曾经护佑着人类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一旦获得了理性自觉,人类就勇敢地把自己抛入了一条无人指引的孤独旅程中。启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怀疑宗教的先验绝对论,也对理性本身推演至极端所导致的谬误进行批判。只要我们对启蒙以及现代性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那么面对当下的“现代病症”,我们就无须求助于任何前现代迷思。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回应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对西方社会的批评时曾经说过:“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充分实现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许许多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同时纠葛在一起的“转型”社会,这种清醒的看法不啻是一剂醒世良药。
“上帝死了”的意思应该是:不仅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前和之后的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既然我们意识到君士坦丁大帝的耶酥救不了我们,我们就同样应该意识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注释:
①《破解〈达·芬奇密码〉》第3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②《达·芬奇解码》第2页,[美]马丁·伦恩著,今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③《破解〈达·芬奇密码〉》第4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④《破解〈达芬奇密码〉》第86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⑤《破解〈达·芬奇密码〉》第155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⑥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2005年第1期。
⑦《天使与魔鬼》第106页,[美]丹·布郎著,朱振武、王巧俐、信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月北京第1版。
⑧《破解〈达·芬奇密码〉》第147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⑨《破解〈达芬奇密码〉》第86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⑩《破解〈达·芬奇密码〉》第153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⑾《达·芬奇密码》第115页,[美] 丹·布郎著,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⑿《达·芬奇密码》第116页,[美] 丹·布郎著,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⒀《达·芬奇密码》第248-249页,[美] 丹·布郎著,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⒁《破解〈达·芬奇密码〉》第127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⒂《破解〈达芬奇密码〉》第78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⒃《第十种洞察力》142页,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李松梅译,昆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⒄《塞莱斯廷预言》第162页,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张健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⒅《塞莱斯廷预言》第271页,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张健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⒆见《回家的路》,汪丁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⒇见《螳螂自语》,《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第200页,汪丁丁著,鹭江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21)《破解〈达芬奇密码〉》第90页,[美]达雷尔·博克著,朱振武、周元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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