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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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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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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2006-08-11 21:20:13|  分类: 文化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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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5年10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纪念日,3天之后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的国庆节。这两个纪念性的日子离得如此之近,又十分凑巧地都包含了“56”这个数字,使我多年以来一直思考的一个有趣的想法又一次得到了引证——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指涉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政治实体;另一个是由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而来的文化共同体。
准确地说,前者是中国,而后一个概念应当被称为“文化中华”。顺便补充一句,它与我们时常说到的“中华文化”是存在些许微妙差异的。不过,鉴于“中国的”、“中国人”、“中华的”在英语中其实是同一个单词:Chinese,为了简便起见,我把上述两个概念分别称为“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两者的区别在几乎同时展开的祭孔活动与庆祝国庆的纪念活动中尽显无余。我们看到,虽然有地方政府和国家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参与,但祭孔基本上是一次民间活动,而庆祝国庆则完全是官方主导的。更为重要的是,祭孔比庆祝国庆带有更明显的跨地域的“世界性”色彩,9月28日当天,全球共有30处孔庙首次与中国山东曲阜同时举行祭祀仪典,被称为“2005全球联合祭孔”。
探讨“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因在于世界上有很多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不能很好地分清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甚至认为它们是一回事情。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上的混淆是造成当前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社会内部,对“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关系进行明智的梳理,是我们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前提。
5年以前,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出差,受到了一位当地陪同的热情接待。他的祖籍是福建,言语之间总是充满了对新加坡的热爱与自豪,只是在使用“中国人”这个词的时候经常表现出不可救药的混乱。比如说,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会说,“你们中国人将来前途无量,我们新加坡人只有搭上你们快速发展的这条船,才有出路”;然而,当他话锋一转谈到美食的时候,他会说,“我们中国人真是了不起,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首先想的是它能不能吃”。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我便暗自思衬:如果旁边有一个西方人在场,他一定会听得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这个陪同究竟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新加坡人?他很可能还会简单粗暴地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反正这两个人是一伙的,而我与他们不是一伙的。好在我和陪同之间能够默契地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心里都明白:当他说“你们中国人”的时候,他是在“政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当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他是在“文化的”意义上使用它。
这件事情使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巨大差异,并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简约地说,在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是一回事情,或者说政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是“文化型”的。古代欧洲、中东和东亚分别是三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帝国,它们分别都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它们的统治者不管是叫做“教皇”、“哈里发(苏丹)”、还是“天子”,首先是宗教领袖或道德表率,其次才是行政首脑,他们的权力因此也是“神授”的。古代人的地理观和时间观也与现代人截然不同,古代人的观念里只有“天下”,而无所谓“国”,而且“天下”的边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推至整个世界的,在帝国经常变动的模糊边界之外的部分都是“野蛮”的,等待着它们去用神谕、武力或王道归化;同样,古代人的“天下”里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无所谓“国”的诞生和消亡。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中央帝国”是一个无始无终、甚至无边无际的实体,而自己只是在当下这一环节承接了“天命”,来治理这个“天下”而已。直到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而不得不与洋人坐下来谈判之时,大清皇帝和官员才发现自己连一面国旗、一枚国徽、一支国歌都没有。当然这也很正常,因为在传统的文化政治图景中,“中华”就代表了文明“天下”,之外则是“蛮夷”,我们当然没有必要用国旗、国徽、国歌这些标志物来将我们与蛮夷之间作出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全球化,但古代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却远比现代人更加富有“世界性”。
与古代大帝国不同,现代国家是由有限疆域以及此疆域范围内的有限人民组成的政治实体“人民”取代了“神”或“天”,成为国家权利的唯一合法来源。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政治认同而非宗教或文化认同之上的,维系这种认同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由政治制度衍生出来的法律体系,一个美国公民,就算他是华裔,就算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文化,他也不会自动地成为中国人;相反,就算他是“纯种”白人或黑人,就算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只要他经过合法手续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中国人。当今世界上既有一些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也有很多国家分享着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为了使国家的治理稳固而坚实,现代国家的政府总是调动一切资源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这种政治认同,而通常不会有意识地去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比如说,在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广阔地域内分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教国家,其中由单一的阿拉伯民族构成的国家就为数众多。我想,无论是亚洲的科威特人还是非洲的埃及人,他们从小所受到的身份教育首先一定是“我是一个科威特人,我是一个埃及人”,其次才是“我是一个阿拉伯人”,最后才是“我是一个穆斯林”,而不可能是相反的。因为如果那样,国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另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它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削弱。
塞缪尔▪亨廷顿在那篇让他名噪一时的文章中提出,冷战的终结意味着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主的国际冲突已经结束,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将是今后世界政治互动的主要模式。其实,与其说“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倒不如说它是对前现代世界政治的深刻总结。因为在西方的扩张之前,全球性的冲突正是“文化型”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将会重新回归以往那种以文化划定边界的“帝国时代”。
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后看”的理论,它成立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是以文化,而不是“民族/政治”来进行互相认同以及冲突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的。的确,一个人乃至一群人为了能够在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上安身立命,必须将自己置于某个特定的共同体中,成为它的一员。但正如我在前面举过的那个例子,人可以有很多种认同方式,但归根结底,现代的世界中压倒性的认同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而不是文化。我可以把自己想象为“知识分子”这个团体中的一份子,也可以自认是“上海人”中的一员,还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白领阶层”中一个,甚至我还可以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但在所有的“身份”标签中,不论是别人还是我自己给我贴的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一定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相比于这个身份,我的其他身份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人们之间首先是按照文化来认同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样的话,我与我的新加坡陪同就真的是“一伙”的,而我们会真的把那个假象当中的西方人当作“异类”。但实际上,我们俩都不会这么看,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两个都结不成有实体意义的共同体,我们不过是互为“外国人”而已。
在历史上,“文化共同体”的边界是与古代帝国的边界重合的,而世界上现存的“文化共同体”则无一不是那些古代大帝国长期统治之下的产物,它们通过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各种形式得以维系和保存下来。随着近现代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这些“文化共同体”已经大大地越出了相应的“帝国”疆界,成为松散的世界性的“存在”。我所定义的“文化中国”,其实就是昔日“中央帝国”留下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以儒学为主流的思想体系、书面汉语以及许多东亚民族至今共享的生活方式等等;而所谓“政治中国”,就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政治载体,与“中华帝国”同时代的那些大帝国先后都解体了,因此也就不会存在文化与政治混淆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在意大利这个政治实体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意大利。换句话说,即使有,它也只是古代罗马帝国造就的天主教拉丁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必是“核心”部分。同样,也不会有人把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文化等同于土耳其文化。惟独中国是个特例,中国虽然在近现代饱受内忧外患,却奇迹般地保持了高度的完整性,虽然鼎盛时期“中央帝国”的边界要大于现在的共和国,但它在领土、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基本上得到了完整的延续。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需要我们认真厘清。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充满雄心壮志地朝着“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之时,这个问题尤其需要进行透彻的分析。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选择按照“文化中国”进行认同,那么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中南半岛的大部分等就应该是“中华”这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在古代与“中原帝国”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使用中国的文字、制度、历法。若说它们有自己的王朝,其实,中原帝国内部历代都有许多分封的王国;若说它们在民族和语言方面的不同,中原帝国历来就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而且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巨大鸿沟,一个北京天子脚下的工匠同一个汉城乡下的农夫一样,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典雅的文言文在说些什么。我相信,今天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把朝鲜和越南想象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厘清二者的关系,结果就会是可笑的,甚至悲剧性的。
在我看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于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区别——信奉“中国威胁论”的人士认定,一旦中国强大了,一定会试图去恢复昔日“中原帝国”的荣耀,也就是将想象中的“文化中国”政治化和实体化。最容易对这种论调引起警惕的当然是所谓“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向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只是世界上100多个平等国家中的一个,而不是像“文明冲突论”描述得那样,把世界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等几个“大共同体” ,然后去充当什么“核心国家”。 不仅我们自己不应该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想象,东亚其他民族国家也决不会认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词最初是由出生在中国的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他用这个词来定义“民族”这个概念。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右旁加又)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以文化来进行认同看似容易导致扩张冲动,但只要将语境稍加转换,也很容易演变为分裂的原动力。按照文化划定边界的原则,我国新疆那些属于突厥语系的少数民族将有理由认为,他们属于由土耳其和中亚的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共同组成的“突厥-穆斯林”文化圈。这当然是我们必须断然反对的。事实上,似乎最有希望成为这个想象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的土耳其共和国从来就不寻求这样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表现出一种成熟的政治理性。以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图克为代表的土耳其第一代政治精英从来都把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政治文化遗产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包袱,为了“轻装上阵”,他们采取了激进的西化政策,甚至不惜废除近千年来一直由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官方书写文字,而改用罗马字母表述并加以强制推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斩断了现代土耳其与古代突厥文化及中东伊斯兰文化的联系。虽然直到现在我们还很难评价土耳其的西化道路是否合理,但至少这种政策在表面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土耳其共和国也籍此成为中东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近的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欧盟各国已于10月3日就土耳其入盟问题达成一致,为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铺平了道路。为了实现加入欧盟这个目标,土耳其人已经整整奋斗了40年。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所谓“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只能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只有这样,未来“崛起”之后的中国才有出路,因为这是当今世界共同遵守的政治游戏规则。
其实,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并没有试图要去恢复昔日“中原帝国”的疆土和荣耀。如果说“中华文化”也随国家民族的振兴一同振兴的话,我们的理想也只是希望为未来更加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增添一份色彩,我们从没有想过要用中华文化去覆盖整个世界,像以往那样“宣化蛮夷”;我们也不会把中华文化想象成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像“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持的立场那样。事实上,我们既没有那样的豪情壮志,更没有那个兴趣,因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无论是古代不平等的“朝贡”体系,还是现代不平等的全球霸权,于人于己最终都是有害无益的。不仅中国没有那样的冲动,中国周边那些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冲动。
当然,“文化中国”毕竟是一个牵动着许多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虽然它并不具有“实体”意义,但在很多时候它有着比“政治中国”这个实体更为强大悠长的凝聚力。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其中有利于我们今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但“文化中国”毕竟不能高于或等同于“政治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内心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也会与日俱增。问题是:这样一种崇高精神和无私情感应该被理性有序地引向建设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还是被用心险恶或蒙昧盲目地引向对外冲突?
其实,类似的忧虑早在100年前已在杰出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那里表现出来。当时的德国刚刚实现国家统一,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依然专制。一方面,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另一方面,保守的容克地主、农民、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韦伯极具先见之明地认识到,德国有希望成为未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但由于没有经历过英、法、美等老牌强国那样长期的民主政治的洗礼,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他认为,如果德国民众普遍的政治能力在短时期内无法获得与经济增长同样快速的提升,不仅将影响到德国的未来发展,甚至有可能还会给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令人扼腕叹息而又无限敬佩的是,马克斯·韦伯振聋发聩的声音还没有散尽,这个巨大的悲剧已经发生,韦伯本人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它的一个小规模的前奏……

附:“帝国语言”的命运
发表于2006年7月12日《东方早报》

复旦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知名学者沈丁立先生在发表于本报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具见地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久远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物,传统汉字(俗称的繁体字)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沈先生为此呼吁,“在我国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理应逐步考虑允许简体字和传统汉字获得学习和使用的同等地位。”(见《传统汉字是一种软实力》,7月6日东方早报C7版)
正如沈丁立先生所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世界各个文明的演进历史中,它一直居于首要位置。我非常同意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这种说法,当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元素也有正面与负面之分,正面的或许可以称软实力,负面的则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传统文化包袱。我对于该不该恢复传统汉字的地位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但我认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人为可以创造的,而是取决于它在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的外来文化挑战时反应出来的适应能力。因此,在中国以及东亚各民族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背景中审视汉语和汉字,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传统汉字的未来。
建立在传统汉字基础之上的古代汉语是一种“帝国语言”,它与近代以前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典型的“帝国语言”还有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阿拉伯语等,至于英语是不是已经加冕当代“帝国语言”,则是西方左翼文化学者讨论的热点。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帝国语言”通常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征:
第一.“帝国语言”是一种以书面为主的语言,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掌握并使用帝国语言。即便在帝国境内,也很少有人母语是操帝国语言口语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各种民族语言看作帝国语言的方言。罗马帝国诞生以后的一千多年里,拉丁语一直是整个基督教欧洲的唯一书面语言,然而,欧洲各国都有自己不同于拉丁语的母语。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用拉丁语与自己的母亲交流,但不同的欧洲国家都用这种语言来记录知识,他们之间的交流桥梁也只有通过拉丁语。在中国,大约自先秦始,民间口头语言就开始与官方文言文分离,到了宋代,现代口头白话文的构架已基本成型。在古代,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中国人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典雅的文言文,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和越南人却能够自如地驾御文言文,虽然他们的口头母语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外语”。
第二.“帝国语言”是一种宗教语言,具有所有世俗口头语言所不具备的神圣性。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拉丁语是欧洲所有国家出版圣经时被认可的唯一官方语言,也是举行宗教仪式是使用的唯一语言。在穆斯林世界,直到20世纪初,阿拉伯语还是出版《古兰经》和向安拉祈祷时的唯一合法语言。按照伊斯兰教的律令,在做祷告时如果使用其他语言,真主是听不见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况。不过,由于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和规范人间秩序的功能,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基本上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成为古代中国君临天下的神性力量,而典雅庄重的文言文一直是传承儒家经典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以书面汉语为载体的儒家思想,中原帝国才有可能将她的统治力扩展到经济科技落后的古代简直无法想象的广阔疆域,并远至四夷。即使是作为异族的满人入主中原后,也不得不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书面汉语这一笼罩着神圣光芒的“帝国语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名研究表明,地方方言对古老神圣的帝国语言的胜利,是“现代性”形成以来西欧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东亚:近代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之下,建立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上的传统东亚国家秩序宣告解体,东亚各国主动或被迫地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经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东亚各国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重构,至此,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从文化的视角看,东亚各国摆脱传统“朝贡”体制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为官方正式书面语言,以取代汉语的地位。实际上,这一运动早在西风东渐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悄然开始,但真正完成却要等到20世纪。除了古代中华帝国的威仪经常力所不能逮的日本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在语言文化“独立”的过程中大多采取了全盘抛弃汉字的激进方式,越南甚至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语言文字的拉丁化。即便是中国自身,“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也完成了对传统汉语的全面改造,更为激进的“新文化”斗士则提出过将汉字拉丁化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造汉字的宏伟规划被搁置,而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官方简化汉字则可被视为这一改造计划中的一个折中产物。
极端地说,我们现在虽然仍然在使用汉字,但由于语法结构和词义的巨大变化,现代白话文与古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同一种语言,现代汉语不过是借用了古汉语的基本元素而已。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现代白话汉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东亚民族语言看作是书面文言汉语这种古老而神圣的“帝国语言”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方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同拉丁语的关系异曲同工。
置于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传统汉字及传统汉语的未来:在当代,由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彻底取代了昔日不平等的帝国体系,连同传统汉语和拉丁语等在内的帝国语言作为古代帝国的文化统治工具,注定将走向死亡,它们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文明的博物馆。
不过,今天的世界和东亚都已告别了20世纪的革命激情,当我们在以“回归传统”为主流的当代语境中再度检视传统汉字和传统汉语时,便不难发现它身上蕴涵的丰富价值。我时常想,在当代中国,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多少还是能够读懂一些古代典籍的,而在朝鲜、韩国和越南,恐怕只有专门受过古汉语训练的人士才有可能读懂他们国家的古代典籍,这种与历史完全割裂的状态是不是多少会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国家的文化精神分裂症”(见《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6-166页,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呢?
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应当谦逊而诚恳地承认:汉语,尤其是书面汉语,不是我们中国大陆一家的私产,甚至也不是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新加坡等全世界华人的私产,它承载了所有东亚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因而是东亚各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汉字”说成是“中国字”,一定会遭到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坚决反对。
一旦以这样开放和谦卑的心态来处理汉语/汉字的改造和发展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21世纪为传统汉语和汉字开辟一片意想不到的崭新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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