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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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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2006-08-11 20:32:13|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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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5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永远都是民族政治寓言,而非纯文学。”这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句深刻的名言。我愿意冒拾人牙慧之嫌套用相同的句式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永远都是政治经济学,而非纯粹的经济学。
今年以来,舆论针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突然间发起了连番批判。印象中最猛烈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今年夏天由“顾雏军事件”引发的;最近一次则是由一位姓丁的香港社会学者抛出“国内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砖头”之后而引发的。被时评界的唾沫淹没的先是像张维迎、周其仁、林毅夫这类学术界人物,后又扩展至龙永图、李剑阁这类“学者型”的官员。令人吃惊的是,竟连吴敬琏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未能躲过此劫。一时间,似乎只要你的头上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你一张口就必错。
并不是故意说刻薄话,我把这场“大批判”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含量看得很低,有不少甚至根本谈不上说理。尽管论说者的话语如泰山压顶,却含有太多常识性错误和基本逻辑混乱。只举一个例子:有一篇题为《谁害惨了顾雏军?》的评论一度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文章说:“正是MBO这个不祥之物害了这位企业家,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的同事及朋友、上海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李巨微先生在认真拜读了此文之后,满脸困惑地对我说,MBO是“经理人持股” 的意思,顾雏军既非科龙集团的内部经理人,甚至也不是国企干部,他是从外部“并购” 科龙的,好象和MBO扯不上什么关系吧?
所以,在我看来,时评家自告奋勇担负起为“沉默的大众”代言的使命,精神可贵,勇气可嘉,但他们确实还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特别是在得出结论前要多一点实证精神。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偷工减料,尽管也许你是出于善意,甚至你的结论也是有道理的,但只要前提条件和论证过程有问题,你的所有努力都不会被承认,否则读者就可能被误导。
不过,我一点没有要站在维护“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与时评家打笔仗的意思。我本人曾经就经济学家的功过是非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陈季冰《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无助于促进公正》,见2005年8月15日《东方早报》评论版),这里无须赘述。倒是这两场“批判” 背后折射出来的某种倾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事实上,一堆并无多少真知灼见的评论能够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社会大众对改革中的付出与成果的分担(分享)现状有着诸多负面评价,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正在他们当中堆积,他们对于社会中掌握各种话语权力的精英阶层充满了不信任乃至反感。作为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由于经常受聘担任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或者以改革的布道者自居,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批评。
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同时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毫无保留地认为,这种不满情绪是有理由存在,且必须得到认真倾听的。我还进一步认为,虽然经济学家不是造成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要罪魁,但他们中的某些人、某些主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文章开头说那样一句话的原因,我现在终于深刻地理解卡尔·马克思为什么要在他那个时代将自己的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了。
其实,类似的指控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好象更愿意自称“批判的知识分子”)对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过一轮激烈的论战,矛头所指首先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余波至尽未散。那一次论战主要在学术层面展开,“批判的知识分子”动用了大量西方左派和后现代理论的前沿思想工具。在我看来,“批判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但他们却选错了批判目标,他们开出的药方更是谬误千里,一旦服用可能贻害无穷。令人遗憾和忧虑的是,从近年来民众的情绪和舆论反映来观察,那次论战中我所明显不赞成的一方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且有大获全胜之势。
经济学是一门探究资源配置效率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有严格的边界限定。经济学家皓首穷经地研究如何让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产出最大的社会总福利。但是,这里有两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第一组是关于市场的——首先,要存在这样一个自愿进出的“市场”;其次,这个市场要有公正的交易规则;最后,这些规则要确保得到不折不扣地遵守。第二组是关于产权的——首先,在市场中交易的所有商品都是有主人的;其次,不管主人是何种身份,也不管他亲自前来还是委托他人参与交易,交易获得的收益应当得到严格保护。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和规范的市场交易制度。它们一方面构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活动设定了坚固的边界。这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经济学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社会可以作为一门纯粹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学问而存在——它不是缺乏道德,而是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因为这道坚固的边界已经把道德问题排除在外。
反观中国,我们是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因素纠葛在一起,难以形成有效的“边界”。我们或许已有了产权和市场的模糊概念,但我们的产权保护和市场交易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在一个充斥着无主货物和强买强卖的市场里面,在一个伪劣商品横行和盗贼猖獗肆意的市场里面,我们怎么还能学究气十足地谈论“资源最优配置”?因此,我愿意一再引用学者秦晖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公平和效率决不是一对矛盾。长此以往,我们将既无公平,又无效率。
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很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感到无辜、无奈和无助:他们看起来似乎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实际上却经常陷入“秀才遇到兵”的境遇。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一套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或许经济学家能够有所贡献,但归根结底这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难道欺行霸市、假冒伪劣是仅用“经济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的吗?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今年的几番批判和论战,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看得更明了了:不论是经济学家自己的南柯一梦,还是社会大众的幻知幻觉,那个已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风光了10多年的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虚拟殿堂已然轰然倒塌。
现在,舞台已经腾出,让我们鼓掌欢迎有使命感、有胆识、有真才实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登台亮相吧。

附: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无助于促进社会公正


发表于2005年8月15日《东方早报》

“顾雏军案”曝光之后,国内媒体的表现十分值得反省,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按照一般的新闻规律,这样的大案初发,媒体必定会穷追不舍:朝后看,挖掘出许多更为引人关注“背后故事”;朝前看,把案件的最新动向以及可能走向充分地分析展示给读者。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没有一家媒体做了负责任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做的这些事情。相反,许多报纸和网站突然间异口同声地借着这个案子声讨起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来了。一批时评界人士先是翻出一年前香港金融财务专家郎咸平揭露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的旧事,继而拼凑出一个 “挺顾派”的对立面,将它安到张维迎、周其仁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身上,随后对他们发起强大的讨伐。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就在舆论高声质问“主流经济学家”何以面对“顾雏军案”一起患上“失语症”(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义务必须就一个经济案件做出交代?)的同时,媒体自身倒是真的对这个大案患上了“失语症”——顾雏军被刑拘已有些时日了,有关案情具体进展的新的信息至今未见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我想我大概没有权利要求媒体把更多更翔实的有关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的内幕新闻报道出来,就像我没有权利要求它们停止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一样。我深知,前者是一桩费力的苦差使,需要艰苦严谨的调查研究,后者则轻巧而又容易赚得叫好声。按经济学家的话说,媒体也是理性人,懂得合理取舍之道。不过,在这场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喧闹的大合唱中,当前中国舆论界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却暴露无余。
按照当下时评家的逻辑,我罗列了一个由5个句式组成的演绎过程:①郎咸平揭露了顾雏军;②“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了郎咸平;③现在顾雏军事发;④所以郎咸平是正确的;⑤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是错误的。这种演绎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可笑的,这5个句式组成的逻辑结构使我们无法再向郎咸平教授提出任何不同见解。
谬误出在“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了郎咸平什么?
当初郎咸平从细致的财务分析入手,揭露了海尔变相MBO和顾雏军以收购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东方早报》还曾在全国率先发表郎教授撰写的《海尔变形记》一文,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不过,郎咸平似乎并不满足于单个案例的财务分析,在考察了数个类似案例之后,他得出了一般性结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也正是这一个问题上,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认为,郎咸平仅凭几个个案就轻易否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站不住脚的。也许是出于自身多年来对产权改革理论的信念过于强烈,张维迎、周其仁等在批评郎咸平时说了一些刻薄的过头话,有失学者风度,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但就我个人对这些 “主流经济学家”的了解而言,他们要维护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念,而不是某一个特定民营企业家及其具体操作手法,至少我不记得他们专门“挺”过顾雏军。
时评家们也许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把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命运捆绑在了顾雏军一个人身上。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义愤填膺地对“主流经济学家”展开第二层次的声讨,我称之为“道德批判”。
按照时评家的理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应该为“弱势”的人民大众代言,而“主流经济学家”由于鼓吹产权改革,已经成为“强势”的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他们自己从中捞取了利益。因此,他们站错了队,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这种观点以股评家水皮先生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一篇批评吴敬琏先生的文章最为显眼,按照水皮的说法,吴敬琏以前用“赌场说”一手造就了长达5年大熊市,反而赢得了“中小投资者代言人”的美誉,如今股权分置改革刚刚使市场有了一点起色,吴敬琏却又开始反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分类表决”制度。结论只能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吴敬琏先生的破坏价值要远远地大于建设价值。”水皮也由此发表了一句略带“痞性”的感慨:“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恐怕只有外星人知道!”(水皮《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2005年7月28日〈中华工商时报〉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直言,“在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水皮《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2005年8月8日《中华工商时报》)
我得承认,这个层次的批判比第一层次的批判要有水平得多,至少它在逻辑的严密性方面是基本过关的。但是,我想在这里就“经济学家应该为大众代言”这个前提命题作一些分析。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社会中居多数的一般总是弱势一方,因而为人民大众代言基本可以等同于为弱势群体代言),遑论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不过,经济学家以何种方式服务于大众,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远非时评家们认为得那么简单。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就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它在功能上最终一定会造福大众。然而,科学不同于技术,它本身所探求的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客观真理,而并不是直接服务于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昌明如此依赖于学术独立的根本原因。经济学所要探求的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经济学也就实现了服务大众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并不必然是人民大众的直接代言人,如果经济学家必须为某一事物代言的话,他应该像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献身于客观真理,做真理的代言人。当然,即便最真诚的科学家也会犯错,这是学术水准问题,而与“良心”无关。据我所知,吴敬琏先生从来没有自诩过“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他只是认为他应该说出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话而已。在时评家看来,经济学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在一时、一地、一事上为大众利益奔走呼吁;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对经济学家的要求,而应该是对民选的人大代表的要求。
通过转移“顾雏军案”的话题,时评家有意无意地营造着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环境:似乎经济学家的错误立场和理论是造成当前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现象猖獗的罪魁祸首。这是极其不公平且不负责任的。归根结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并无不当,国资流失也不是产权改革造成的,而应当归咎于我们在理论层面难以就产权改革取得突破性的共识,进而在试点操作层面无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约束监督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时评家笔下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是相当“边缘”的,他们多年来的探索研究并未对国家的宏观决策产生真正的实质性影响。
当然,中国的经济学家绝非无懈可击,但当前经济学界真正存在的重大缺陷却被绝大多数时评家所忽略。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严重困扰着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一是缺乏超然于行政体系的学术独立;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也非经济学家自身有能力解决的,这里无须赘述。二是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在这个层次上,既有社会科学界整体学术规范缺失的大环境因素,亦有经济学者自身的问题。就后者来说,当下迫切需要克服的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重心一直是经济建设,经济学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势的诱惑下,一大批不甘寂寞的经济学者频繁地越出专业领域的界限,试图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某些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社会事务指手画脚、出谋划策,这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如前所述,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事务的处理并不遵循效率优先原则,有时甚至还与之存在矛盾,比如司法问题,其核心价值无疑应是公正至上,又如教育、卫生问题等等。若以经济学去解释和处理这类不应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社会事务,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有时还可能贻害无穷。
因此,与其诟病经济学家缺乏关注社会公正的“良知”,倒不如善意地奉劝他们规规矩矩地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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