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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日志

 
 
关于我

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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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六十年代……  

2006-11-08 16:28:11|  分类: 随笔散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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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为编辑中的《同济诗选》 所作之序

我20岁那年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这首诗不仅感动过我自己,我年轻时的伙伴中有人直到现在还记得它——

很早就盼望再去采菱
像去年一样摇一只小木船四周都是浆声
在芦苇丛中穿行

多么想去采菱
再逢
那条船载满笑语如银铃
让芦苇丛和依稀的船影
成为全部秋景

如今,水面已结成
一大块刺目的冰
早已不是采菱的季节
却依然想着
------去采菱
           (《采菱》)
 那些岁月还写过好多诗,不过,20年之后只这几句能够被伙伴们记得就已经足够了。
 2006年夏季的最后一个月里,我接连参加了三个充满了怀旧气息的聚会。
 第一个是中学同学的聚会,虽然事先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但昔日的小朋友见了面聊起来,突然发现今年正好是我们高中毕业20年。第二个是大学同学的聚会,一对同学夫妇从加拿大归国,聚会是为了欢迎他俩重回朋友圈子。第三个聚会有些特别,2007年是我的母校同济大学建校100周年。为了这次庆典,同济大学将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辑是《同济诗选》,收录同济学生创作的诗歌。为了这件事情,当初一伙热衷舞文弄墨的同学又聚在了一起。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应该并值得纪念。纪念是一种总结,它会带来回忆,可能还会引发伤感,但有意义的总结都不是封闭的,它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朝向未来的。
 这三个聚会的参与者中,有些是经常来往的,有些是几年里偶尔联系一下的,还有的是10多年甚至20年完全失去音信的。大家的变化都很大,但有两个共同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第一个身份是同学;第二个身份是60年代生人。也许各人的天赋和造化千差万别,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互相交换的名片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尽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向标的“老三届”的余音尚未散尽,而所谓“80年代后”又开始甚嚣尘上,我们这一代却已经真实地登上舞台并扮演起了主角。
 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给一群人帖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一方面,被帖上标签的群体当中很少有人愿意被归类,他们都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又容易认为被帖上标签的这个群体过于自大乃至自恋。然而,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每一代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40岁上下,正在充当着所谓“社会中坚”的这一群人,就是我在本文中着重讨论的话题。后来我还发现,7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怀有与60年代人相同的精神气质。如果他们自己不介意的话,我愿意把他们也归入我们的“6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文汇报做实习记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指导老师——一位50年代出生的中年记者对我说:“小伙子,你现在正式踏上社会了,不能再那么书生气,那么理想主义了,要实际一点。你很快就会发现,许多事情根本不想你想象的那样。”
大约过了5、6年,我成为了报社里一个算得上“骨干”的记者,轮到我来带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实习记者了,他们都是70年以后的一代。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我原本以为,新毕业的学生的书本知识应该远远强于实践经验,但事实上,我的“学生们”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还是写作能力,甚至是英语水平,大都比我自己有不小的欠缺,他们唯一强于我的,恰恰是原本学校里不可能学到的人际交往和处事应变能力。有个别的实习记者,象样的新闻稿没写过几篇,报社领导的办公室倒是跑了个熟;还有的甚至已经跟采访对象谈起了合作生意……到后来,我不得不这样对他们说:“小青年,你们还年轻,不要过于实际,还是要保留些书生气,要有些理想的。”
如今,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应该还坐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谈论着报社的人事变动或当天的股市行情,而我已经悄悄离开那个曾经熟悉的体制和环境好几年了。我有的时候会想:也许还真的是50年代人与70年代以后的一代有更多共同语言,而像我这样生于60年代的一代生硬地嵌在他们中间,显得如此不合拍。
其实,作为“60年代”的一员,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弱点——
与50年代以前的几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明显缺乏对国情的切身体悟。
虽说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动乱年代,但在我们的童年,国家真正在物质上最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整个国民经济已略有所好转,至少不至于发生大面积灾荒致人饿死的惨况。到了我们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时期,国家已开始改革开放,物质短缺的状况开始迅速改变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扭转。当然,我们这一代更没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经历。因此可以说,生于60年代的一代人对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物质极度短缺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是流于表面的,缺乏切身的痛楚体察。“贫困”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概貌或全景,是一组比较之后的数字,而不是那种真切的饥饿感、寒冷感。至于那种因极度贫困而丧失基本尊严的牲畜一般的麻木感,对我们而言更是难以理解。
正因为这一点,我想说,我们这一代在整体上不是脚踏实地的一代。很多时候,我们的志向要远远高于实现志向所需要的艰辛奋斗精神和坚忍毅力。我们不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疆域如此广阔,且地区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要促成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改变,都是极不容易的,都有可能要付出极大代价。
另一方面,与70年代以后的两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又明显缺乏市场经济头脑和适应商业社会的竞争意识和能力。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我们生于动乱年代,但真正对塑造我们的人格和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80年代——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相信,将来的历史书一定会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说:这是一个距“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第二次“启蒙时代”。客观地说,没有80年代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然而,80年代并非一个商品经济的“实践”时期,人们更多地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来憧憬和勾画未来。虽然这些描绘模糊地指向今日的市场经济社会,但80年代本身却是一个精神绝对压倒物质的时代。当“交易产生价值”、“竞争带来效率”等等这些市场经济的坚硬规则真正君临中国大地时,已经是90年代了。我们都已成年,价值取向和人格已定型,很难再有机会被重新塑造了。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段时期,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振聋发聩的思想家如今转型成为指导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取胜的各类咨询专家,过去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现在蜕变成了时尚设计技师,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诗人今天正在为那些商品销售的广告创作令人过耳难忘的广告语……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我们这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身上,80年代的烙印是最为深刻的。我们向往并谋划着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但我们又着实缺乏在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中取胜甚至谋生的高超技能。因为在我们学习能力最旺盛的时代,这些技能都还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猜想,我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会因此而在后来萌生不小的挫折感和幻灭感。
现在,我即将度过自己的40岁生日。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看,60年代生人也许是当代中国唯一具有诗歌气质的一群人。我知道,我们中的很多人年轻时代曾经是诗歌(文学)爱好者,不少人自己还写过诗。中国诗歌勉强称得上“巨匠”的最后一代诗人如北岛、顾城等都是50年代出生的,但他们的读者中人数最多、投入激情也最多的却是我们——生于60年代的这一代人。
站这个新世纪的门槛上,我可以平静而坦然地承认,时代确实变了,诗歌已不再必须,甚至不再可能。然而,我们应当追问:对于正在急速迈向“现代”的中国社会,我们身上的这种诗意气质是否依旧有价值?
据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一切有关真理、信念、神圣、崇高之类的“宏大叙事”已尽数失去意义。不仅如此,这些概念还是有极大害处的,我们应该惟恐避之不及,急欲解构之而后快。人们需要的只是那些能够给生活带来轻松快乐的局部的、暂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是一种现实,但面对这个日益强大的现实,我却每每从内心深处感到巨大的不安。虽然这3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这个社会还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还相当漫长。如果说西方将来只需要局部小修小补的话,那中国还将经历持续不断的巨大变革。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整整一代人充溢着理想主义情怀,肩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无返顾地披荆斩棘向前探索,必要时甚至仍然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说句心里话,在我的眼里,堪当这一使命的一代人至今还没有出现。5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在年轻时期承受了太多超出常人承受极限的艰难困苦,他们的人生态度变得灰色而悲观,甚至多少有点逆来顺受。尽管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切的体悟,也不乏应对的坚韧毅力和现实能力,但他们普遍从内心深处不相信,社会的变化和改善是可能的。70年代以后的一代人成长于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其中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对于社会,他们有着他们的父辈(正好就是50年代的一代)截然不同的乐观态度。然而,消费主义浪潮的熏陶使得他们容易将人生的追求等同于物质享受。由于他们在适应市场方面的技能几乎是日生俱来的,遇到社会不平时,他们通常倾向于去适应它,并利用现有规则的漏洞去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不是奋起改造不完善的现行规则。
因此,如果说人生就像一篇文章的话,50年代生人写的是一则公文,60年代生人写的则是一首诗,70年代生人写的就是一封求职自荐信。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既不是公文,也不是诗歌,更不是自荐材料,而应当是一篇阐述长远发展和具体执行的项目规划书及其实施方案,它应当兼具公文的规范和严谨、诗歌的激情及远见、求职信的机智与策略。
在这个诗意日渐远去的年代,我希望以这篇文章与我的“指导老师”、我的“实习生”、以及当下正在学校里求学的更年轻的一代共勉。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自己的手中。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也许唯有那一段燃烧着理想和激情的诗意记忆才是真正值得永远珍藏的财富。

 

后记

    本文涉及对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的三代人的总体评价,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个说明:

    第一,我所指的这三代人的精神气质只是我的一种整体的、笼统的认识,我绝没有意思说每一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的人都必定具有上述特质。人是千差万别的,正如我在文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并不想(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给每个人贴上标签。另外,这只是一篇随笔,并非社会学研究论文。文章中对几代人的评价充其量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因而是充满主观性的,并无任何“科学”依据。

    第二,文章还牵涉到生活中曾经与我有过关联的一些人和事,同样地,文章的叙述也是“笼统”和概念性的。我在写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思绪中完全没有特指的某人或某事。请与我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联之人士万勿对号入座!如文章所言有任何不妥之处,本人在这里先致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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