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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的博客

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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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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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原罪”密码  

2006-11-28 11:06:09|  分类: 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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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年11月28日《东方早报》 

 

    “致富光荣”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我相信,经过20多年的潜移默化,它早已内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之一。可惜那时的人们饱受贫穷折磨,在脱贫的冲刺之路上无暇顾及其他。如果他们能够预见今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再加问一句:怎样的致富才是光荣的?

    但是,这几年被推上胡润或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的人仍然要冒一定风险并要有足够底气,这颇类似当年竞拍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的企业:昙花一现之后不是企业迅速衰败乃至崩溃,就是个人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所以坊间可信度不高的传闻说,许多富豪都不愿被胡润和福布斯盯上,他们中甚至有人不惜破点财去“买”一个不上榜的名额。

    在“百富榜”和“标王”的悲剧故事中,我们找不到当年“极左流毒”的影子。相反,它们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在转型期中的一系列深刻矛盾。

    顾雏军案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曾一度成为社会舆论聚焦的热点。我们不可能不看到,老百姓大多相信,富人(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不仅存在于少数几个败露了的倒霉鬼身上,而是一种普遍存在,只是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百富榜”和“标王”也绝非“晦气”之源,它们更像两个探照灯,照到谁谁就暴露,其他人也并不那么干净,只不过还没被照到而已。

    然而有一个例外:在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里的新贵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原罪”的痕迹。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些网络英雄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也许曾陷入过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困境,但至今尚未听说有哪个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的。这绝非偶然,要认识到其内在的必然性,首先需要我们解开中国企业家的“原罪”密码。

    说实在的,“原罪”这个基督教神学概念套用在身处政治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周梅森的的反腐长篇小说及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我主沉浮》,对这一“原罪”问题有过深刻的剖析。按照故事主人公——汉江省省长赵安邦的分析,在改革开放前期,为了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许多企业家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明显违纪、违规直至违法的办法,才能突破旧有的不合理制度约束,而上级政府也往往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悖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史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试错的历史,从中央到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对未来改革的明确和整体思路。因此,如果不敢去探索,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发展局面;而一旦大胆闯关,又必然出现违纪、违规乃至违法的情况。“原罪”就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然而,过去因违纪违规造成的“原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彻底洗刷,而是沉淀下来,并给今日的发展设置了意想不到的巨大障碍。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这样一个摸索试错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违纪违规的思维惯性,驱使他们在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实践中不断地以身试法。根据赵安邦的反省,这种“原罪”,不仅企业家身上有,地方政府身上同样也有。

    赵安邦帮助我们回答了网络新贵们何以能够独善其身的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并非他们的道德责任感比传统企业家更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只有现在。

    我不是在企业家年龄的意义上使用“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间概念的,我指的是他们从事的行业的过去和现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年代,互联网、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虚拟经济……这些字眼我们闻所未闻,那时也没有“网络管理办公室”,没有“风险投资监管局”,当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些的计划、审批、额度、指标……对中国而言,新经济不存在“转型”问题。当那些追风少年们挟着一个崭新产业及其背后的国际规则进入国门时,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是一片处女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既得利益,世界通行的规则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的规则。在那套规则中,没有那么多的关节需要打通,没有那么多的码头需要拜到,更没有那么多的“钥匙人”需要打点……唯一需要认真面对的就是市场。

    传统经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果你去问那些向政府官员行贿的私营企业家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他们自己并不愿意,而是迫于无奈:“不送能行吗!”当然,这决不能成为他们博取同情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不正当付出,必定会想方设法换取数以倍计的不正当收益。他们很可能与那些身上同样携带着“原罪”烙印的地方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官员结成既得利益同盟,以掠夺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局部利益,从而压制正当的市场竞争,破坏市场的健康成长。这就是“原罪”这个宗教概念的本质内涵:人并非故意要违背上帝的旨意,然而一旦大错铸成,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正如赵安邦所认识到的,这种“原罪”决不是时间能够冲刷干净的。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正式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史,以建设市场经济为终极目标中国改革也第一次有了自觉的、明确的整体方案。时至今日,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也日益形成。但是,在迈向终极目标的道路上,我们的很多法律、法规、制度依然还不完善,有些甚至存在明显的漏洞。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加大改革力度,尽快堵上这些漏洞,从而使当初的“原罪”今后没有机会再发生?还是利用这些漏洞,继续扩大业已存在的“原罪”,以牟取自身局部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这是转型社会制度演变中最常见也是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究竟打算给步履蹒跚的传统经济行业裁剪出一套我们不太熟悉但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外衣呢?还是打算给本已轻车熟路的新经济行业重新套上一件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制度外衣?

    即便是后一个问题,其实也丝毫不是杞人忧天。不管怎样,互联网的监管部门终究还是要成立的,风险投资的红头文件也终究是要发下来的……试想一下,难道中国的网络新贵们就没有可能“借鉴”他们房地产前辈们的惯用手法,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某些官员结成新的既得利益同盟,通过不正当渠道封杀后来竞争者,对市场进行掠夺吗?仅仅一句轻飘飘的“中国国情”,就曾让多少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南橘北枳!

    看来,要洗刷我们共同背负的“原罪”,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决心、勇气和智慧,更首要的是唤醒自己身上尚未泯灭的那一份道德责任感。因为,我们必须对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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