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的博客

针对一连串社会上广为热议的事件和话题，近来不断有朋友询问我的看法。说老实话，我基本上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冷眼旁观。郁积得久了，干脆把零零星星的想法写在以下这篇文章里，也算是对看得起我的朋友们作一笼统交代。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具体原因和逻辑的，而在它们的光鲜外表背后，一定深藏着更为复杂和不那么光鲜的动力机制。相信这是有基本生活阅历的人士都心知肚明的。不过，撇开这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谈，我发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大部分变化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不准”——从不准网络游戏魔兽上线到不准发黄段子短信，再到不准为他人买火车票。当然，还有昨天刚刚不准的驻京办，以及很可能马上就要不准（准确地说不是不准，而是限制）的购买“第二套投机性住宅”……

  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许多人突然发现，原本应该是新闻的报道者和评论者的媒体（舆论）自身频繁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不说别的，仅一个“谷歌事件”就足以将立场与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们头脑里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神经搅动得不安良久。

    相比于外来和尚的大动静，中国媒体向外出击的消息在国内就太不被当回事了：2009年12月31日，由新华社通讯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在京举行开播仪式，并于2010年元旦起正式上星向亚太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播出；此前两天，2009年12月29日上午10时，中央电视台花2亿元前期资金打造的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正式开通，具有独立采编权的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网络视频“国家队”，据说它还被

因为真实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现象，电影《蜗居》甫一上映便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强烈反响。我所听到的周围人对这则故事及其主人公作出的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无所不在的道德失范状态。

敏感的知识分子则无奈而痛苦地认为，“蜗居现象”证明了：经过这么多年经济改革，我们没能如愿驱散《1984》的逻辑；相反，畸形的市场经济让我们头顶上继续笼罩着《1984》的阴影，肉体却一天比一天难以自拔地陷入《美丽新世界》。于是，我们就同时面对着前现代与后现代、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困境。

    这个问题委实过于宏大和沉重，不是这样一篇短文有可能说清楚的。不过，与此相关的，社会对于

 中国老百姓出趟国不容易，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从未见识过的各式琳琅满目的商品，总不免大包小包买了带回国内。

    10多年前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某某好容易轮到有机会去美国开国际会议，用多年积蓄的那点美金买了几件貌似最新潮的电器产品。回到家里仔细一看，全是“Made in China”！无论是媒体上刊登还是朋友间私下说起这种事，总是略带一点对当事人“没见过世面”的善意解嘲，更多地则为了表达某种曲折隐晦的民族自豪感。

    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往返美国、日本与国内4、5次，算是大世面见过很多了。不过，直到现在，他每次回国

 200年来最大的一场地震将原本就贫穷混乱的海地推入深渊。

由于地震发生在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的首都，直接的伤亡自然触目惊心。这些，对于刚经过更大震级的汶川地震的中国——尤其是四川人——而言，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不同的是，海地位于炎热的赤道附近，可以想象，那么多的死尸和伤者，在摄氏3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场面将会何等凄惨。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令人绝望的。这几天传来最让人担心的信息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及这次地震的破坏、救援的不能及时展开，太子港的秩序大有失控的趋势。据报道，地震以后海地的政府几乎完全瘫痪，而应当维持治安的警察自身也死伤惨重，幸存者则忙于寻找自己的家人。市内的食品店也早已被抢购

圣诞夜那天，收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是在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升格而成立的新机构）陆静斐小姐发来的邮件，内含一封他们即将于1月16日举办的学者与媒体间的“圆桌对话”的邀请函。颇让我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大概正热切地期待着第二届“财经奖学金项目”的回复。那时我是上海《文汇报》财经版的编辑，那时尚未发表《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的《财经》杂志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声名遐迩。幸运的是，申请书上赫然写着的为这个奖学金班授课的那些老师们——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的名字，足以让一个见识不算多的年轻新闻工作者砰然心动。

历史与现实总是既相似又有差异。

武广高速铁路年前在一片争议声中通车，据说它350公里的时速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1964年，在著名的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年，日本开通了著名的新干线。4年后，日本经济规模超过了当时的西德。自那以后，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日本保持了整整40年。但就在中国开通武广高铁的2009年，它变得岌岌可危。

    兴建高速铁路网是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年终结帐，我们会发现，这一年的艰苦努力显然没有白费。得益于金融危机以及对它的积极应对，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又实现了耀眼的赶超，我们将很可能带着更加显赫的全球身份跨入21世纪的10年代。

上月读了两本台湾作者写的书，一本是作家龙应台女士的最新力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另一本是一位叫廖信忠的年轻人写的《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前者沉重，后者轻松。

后一本书是凤凰新媒体的编辑王姝蔪小姐专门从北京快递送给我的，扉页上还有作者的亲笔题赠，这里特致谢意。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于2009年，确实具有十分浓厚的反思意味。一甲子前，国民党政权打输了那场惊天泣鬼的内战，黯然败退台湾，中华民国从此变成了全世界的一段记忆以及很小一群人在台湾这个弹丸小岛上的自我安慰，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不过，龙应台毕竟不是个思想家，而是个作家，她的笔锋虽然犀利，却感性依然。这本书是靠情感和故事而非思想与逻辑取胜的。

“中国范式”和“中国本位”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内部最时髦的话语之一，它的大意是：中国学术应该摆脱长期困扰我们的“欧洲中心论”，建构起一种立足中国文化的学术导向。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思索世界。这种话语的兴起当然是基于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政治实力之上的，一位青年学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为它下了很好的定义：

在三十年来“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话语，具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其志向不止于“寻求富强”，甚至不止于发展“特殊主义”版本的中国文化，而是致力于从中国，创建中国的“普世主义”论述，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文化开拓道路。而其于学术界的主要关切，是要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觉”的大视野中，重新探索和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有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颇值得深入思考：凡是涉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只要是用于公共工程投资的，民众和媒体总是满腹狐疑；相反，只要是对某一特定的公民（或公民群体）作出经济补偿的——最典型的如农村征地、城市动拆迁，稍普通一点的如社会保障费用标准等，舆论又总是一边倒地站在被补偿人的立场上，总是嫌国家补偿不够。

    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以人为本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与过去一直灌输的那种“国家财产事大、个人权利事小”的大公无私意识相比，的确不失为一种显著的进步。但若进一步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前者是很正常的公众监督，因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后者似乎就有点不那么理性了。所以有些“理性”的学者和评论家已开始好言相劝：政